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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