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对现代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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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索瓦·冉吉安

考古学家的职业

考古学家在其历史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自其起源直至18世纪和19世纪初，首先通常是一个博学的收藏家。他们永远是热爱古董的藏家，在19世纪下半叶转而成为一个通才考古学家。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代际和人员的断裂之后，他们逐步成为专门研究越来越短的某个时期、越来越窄的空间———从大洲到地区———的考古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变成实验室的专家，而考古学变成动物考古学、地缘考古学、古植物学、孢粉学、土壤学、陶瓷学、葬礼考古学、考古地理学、古史学、古冶金学以及痕迹学等。简言之，像在医学中一样，全科通才让位于精通一门的专家，但生产数据的田野考古学家，既是通才又是专家，始终驾驭全局，尽管耗时10至20年之久的一个重大发掘场地的大量投资与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短文的轰动效应相比，几乎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在21世纪，这种考古学家将是什么样的人?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专家?一个融会不同专家提供的关于某个考古遗址的发掘数据研究结果的整合者?一个督促某些公共或私人企业运行，完成由实施专业技术规范和标准的现场工头们指挥的田野工作的业主或者地方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个博物馆或者地区的考古遗产的保管者?毫无疑问，他们同时兼有所有这一切身份，这是与越来越能掌控田野发掘和现场整治预算的预防考古学的发展，与将在实验室和考古职业的分化活动中展开的考古研究的面貌更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运动使然。不论考古学家职业在最近的将来其行政和社会面貌如何，成果的交流必将得到发展，从而使越来越关注考古学的广大公众获得最大满足。考古学的历史拥有许多实例可以说明考古学回归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想在此翔实地介绍两个特别重要的例证，来诠释考古学在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巨大影响。第一个例证涉及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回归，第二个例证与考古学在地方层次上的回归相关。

19世纪末世界博览会中的欧洲史前史发现

1865～1912年的约50年间，人类的远古时代在欧洲被发现，而且得到证实和分期。1865年由于瑞士学者爱德华•德索尔和当时流亡于意大利的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在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和瑞士的内沙特尔建立了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国际大会(CIAAP)，这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史前史学术之始。1912年是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在这次于日内瓦举行的大会上，亨利•布日伊关于旧石器早期编年史的建议大奏凯歌。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的这些会议对于史前史在学术界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世界博览会特别是巴黎的几届博览会(1867年、1878年，1889年)对于史前史在广大公众中成功的科学普及，作用更加重大(米勒－谢塞尔，2001)。学术界与富有教养的广大公众在这里结合起来了，因为在1867年、1878年和1889年的博览会期间，恰逢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也在巴黎举行。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1867)在“劳动的历史”展馆中组织了一个史前史分展。这标志着与爱德华•拉尔泰的地层古生物学决裂的史前物质文化的“工业”分类的创立。在1878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史前史分展设立在“古代艺术”展馆里。正是在参观这次博览会的过程中，阿尔塔米拉山洞岩画的未来的发现者马奎斯•德绍图奥拉对史前史产生了迷恋之情。其他许多人也像他一样。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适逢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庆典和埃菲尔铁塔落成，史前工业馆设在自由艺术宫。在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史前史已经进入得到确认和被接受的知识领域。其证明就是阿德里安•德莫尔蒂耶(1900)后悔没有利用更大的场地，来展示世界史前史认识的进步。在1865至1889年的25年时间里，在整个欧洲大陆有很多史前史遗址被发现，促使相关观念和认识得到十分迅速传播，推动不同社会出身(大学教师、教士、医生、律师、显贵、贵族、小学教师等)和不同信仰(世俗的实证主义者、天主教徒、新教徒)的知识分子热情关注人类远古时代的发现，无论就知识界本身或者地方、地区乃至国家的学术界而言，都是如此。当然，史前史并未在如此富有成果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在远古人的研究方面与时俱进，不仅在欧洲如此，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成果尤其突出:在印度尼西亚，杜布瓦于1891年发现了爪哇直立猿人;在南非，达特于1924年发现了汤恩南方古猿;在中国，步达生、裴文中和德日进于20世纪20年现了周口店猿人;在东非，利基于1964年在奥杜威发现了能人;近年来则在肯尼亚的奥洛林(1999年)、乍得的图迈(2001年)、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1991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2004年)以及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卡(2008年)不断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能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重构在空间和时间上依然在建构中的人的种系发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古生物学是一个重新活跃起来的热门话题，激起广大公众和记者的巨大热情，记者们发表新闻比科学家们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迅速。同19世纪相比，传播机制彻底颠倒了。

叶卡特琳娜•N．斯卡尔任斯卡娅的鲁布尼(乌克兰)博物馆

这个故事(苏普卢年科，2000)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乌克兰，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交叉的民族文化运动在乡土知识分子推动的社会改良思潮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站在他们最前列的是岗齐的贵族大庄园主G．S．基里亚科夫(1805～1883)，他的住宅和花园———革命后被完全夷平———居于平原的边缘，在岗齐古生物学遗址所在的谷坡的上方。他在敖德萨的里舍留中学学习和在军队中常规服役后，回到了岗齐的老家，同时担当起旨在争取解放和教育农民的鲁布尼改良派贵族内部的领袖角色。他作为俄罗斯地理学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1874年在基辅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考古学大会。他发掘了西徐亚人墓群和罗斯人墓群。事实上，岗齐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应该归功于G．S．基里亚科夫，他首先因为在此发现了大量猛犸骸骨而将此当做一个古生物学遗址，并且在1871年他认定自己的孩子们拿来玩的小块黑色燧石是旧石器工具的遗迹。1873年，他邀请F．I．卡尔明斯基(1845～1891)———鲁布尼的小学教员，但以地区的十分活跃的考古学家和鲁布尼社会改良运动的积极成员著称———在岗齐进行发掘。Y．N．斯卡尔任斯卡娅生于雷塞(1852～1932)，著名的圣彼得堡别斯图热夫学校的学生，后与鲁布尼地区的大地主N．G．斯卡尔任斯基少将结婚，深受传授她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V．V．斯塔索夫的影响。1874年标志着她私人收藏考古学和人类学藏品的开始。1881年，在离鲁布尼很近的克鲁格里克的她的住宅里，她创办了一个博物馆，把这个地区的所有业余收藏家赠与的藏品———包括G．S．基里亚科夫的藏品在内———汇集在一起，放在展柜里展览，并配有解释词展板和印刷成册的目录。在其存在的25年中，有4000多件考古文物被这样登记入册，而其收藏的文物总计有3.7万件。进馆参观是免费的。自1882年开始，建立了保管团队，由卡尔明斯基任馆长，库尔任斯基任学术秘书。1900年，这个博物馆每天的参观者达到300人的惊人数字!斯卡尔任斯卡娅还创办了一个小学、一个图书馆，举办会议、讲座和学术著作的读书会;她展开对于残疾人教育和就业的帮助。1900年，据统计，她花在考古研究和博物馆运行方面的个人财产高达30多万卢布。她徒劳地坚持要求把博物馆转让给鲁布尼市政府，但市政府不愿或者无力负担维持博物馆运转的费用。1905年的政治事件迫使53岁的斯卡尔任斯卡娅流亡瑞士洛桑，并在沙皇的政治警察监视下在那里一直待到1914年。在此期间，博物馆的藏品于1906年转至波尔塔瓦博物馆，一直保存至今。斯卡尔任斯卡娅于1914年回到鲁布尼，于1932～1933年爆发的造成乌克兰20%多人口死亡的之初逝世，享年80岁。围绕她的三个伟大人物则是F．I．卡尔明斯基(1845～1891)、S．K．库尔任斯基(1867～1943)和接替卡尔明斯基的V．G．利亚斯科龙斯基。卡尔明斯基直至1891年去世———死于肺结核，享年46岁———之前，在这个地区完成了许多考古发掘:当然首先是在岗齐，他邀请地质学家费奥菲拉克托夫来到此地，并同这位地质学家一起在1874年于基辅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考古学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岗齐的史学论文;此外，还有西徐亚墓群、青铜时代墓场和铁器时代城墙的发掘等。他编制了这个地区的第一张考古地图。作为进化论者，他按照当时的模式组织博物馆的藏品展览: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希腊人和西徐亚人，早期斯拉夫人。S．K．库尔任斯基是一个民族学家，他的奠基性著作是研究“比桑卡”———彩蛋的专著，曾经担任过鲁布尼中学的教员，后来成为博物馆的学术秘书。他陪同Y．N．斯卡尔任斯卡娅一起流亡瑞士，一直照料她至1932年在鲁布尼逝世。斯卡尔任斯卡娅去世后，他收养并培养了她的两个幼子———未来的地质学家瓦季姆•斯卡尔任斯基和弗塞沃罗德•斯卡尔任斯基。库尔任斯基1943年逝世于当时在德国军队占领下的鲁布尼。因此，在1870至1890年期间，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的小城鲁布尼，这个地区的考古遗址不仅被发现，而且得到断代分期、被绘制成考古地图、清理成册和妥善保存，在允许所有人进入的特别筹建的博物馆中进行教育性展示。

我们的社会有可能消亡吗?

考古学家认识和把握着过去的深邃。他们知道一切文明都必然走向死亡，保罗•瓦莱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开始翌日写下了这一名言，我们可以为它做各种各样的解释。毫无疑问，考古学家不是以较近的过去为研究对象的那种历史学家。所以，瓦莱里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看到了法国从其最黑暗的所有历史时期中复兴重振。每当一个灾难性事件前天在地方范围内(地震、瘟疫)、昨天在国家范围内(战争、革命、危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世界大战、大流行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突发之时，这一名言就会在社会的焦虑中重现。惟其如此，广大公众在2008年末认为，我们的社会可能在两大事件的影响下消亡。第一个事件是短时段的，即金融危机，第二个事件是长时段的，即气候变化。2009年的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是同负债过度及通过债务证券化滥发的不良操作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越来越多领域里———能源、不动产、原料和食物———的失控的投机活动、过量货币流通和逃税天堂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导致整个国际银行体系破产的这场危机，只能通过最富裕国家的财政支持才能控制住，而这些国家必须或是进一步借债或是扩大货币总量(更多的货币)，来增加(而不是控制)流动资本和加强银行的自有资金。如果说到2009年末，金融危机似乎即使不是已经治愈，也得到了控制，那么它却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比20世纪的1929年危机更甚)，只有几个新兴国家到2010年初走出了这场危机。萧条、通货紧缩、贬值、破产、贫困化和债台高筑则是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的后果，而在第三和第四世界，这种情况尤甚。其必然结果是社会危机(失业、罢工和骚乱、不稳定、焦虑、自我逃避和仇恨加深)接踵而来。继社会危机之后，不可避免的是政治危机: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民主的失稳，威权主义上升，最危险的民粹主义、完整保存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环境下的战争。这样的推论不是历史的(因此，历史或许重演或许不重演这样的格言在此不能使我们安心)，而是系统的(同样的原因导致同样的结果)。考古学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些文明有可能在并非必然是战争或者入侵的一个过程之后消亡(伦弗鲁和库克，1979;多兰，1990)。它同样还告诉我们，在一场战争或者入侵之后消亡的许多文明，是在其内部衰弱而无力抵御外来侵略的时刻受到攻击的。过程的随机决定论难道不更胜于事件的偶发性?此外，考古学还为我们揭示了文明陨落的主要原因:自然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泛滥);气候变化(诸如公元前第三千纪末的干旱或者14～19世纪的小冰河期);由于人的活动而造成的环境改变(毁林、地力枯竭、冲蚀••••••);经济(生产和商业)崩溃;金融危机(金银矿枯竭);人口危机(瘟疫、老龄化、大批逃难、移居);长期不安全(掠夺、抢劫、匪患、偷盗、恐怖主义••••••)，如此等等。但是，不存在没有道德危机和治理危机的社会危机。考古学同样教导我们，一切社会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内部资源，走出这些并非永远是不可避免的致命过程。这种致命过程包含两个主要过程，即治理过程和社会交往态度过程。社会交往态度过程在向衰亡或是复兴的蜕变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考古学为我们揭示了作为衰亡之源的多种类型的负面态度:对于领导人和政治家们(也就是对于民主)的蔑视;追逐储蓄和红利而害怕投资;在社会一切层次上的腐败的发展;抛弃进步概念(也就是拒绝社会变革、抵制职业利益保护和特长发挥);对于科学的不信任(由此认为取得知识和技能无用);宗教中公开传授对于秘传主义的进攻(由此产生了偏执和救世主学说的回归);牺牲内容的容器传播的胜利，虚拟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胜利，游戏的胜利，操纵对于提高的胜利(由此产生了努力工作、功绩和投资的无效论)。这难道不正是罗马帝国末期(罗斯托夫采夫，1988)或者法国大革命前夜(托克维尔，2004)的境况吗?难道不也正是21世纪此时的境况吗?

争取建立一个世界文化博物馆的地方性行动

在鲁布尼的Y．N．斯卡尔任斯卡娅建立私人博物馆之后140年的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追随她的榜样吗?全球化导致地方、地区乃至民族文化的逐步而不可避免的消失。生物学家们告诉我们动植物多样性正在消失，因此我们今天正准备采取行动。但是，同样十分紧迫的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语言(今天全球依然在讲的6700种语言中的50%将在世纪末消失)、民俗(民间故事、叙事、民歌、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信仰、习俗、礼仪、节日、手艺等等)、食物传统(菜单、植物、水果、蔬菜、鲜花、香料、乳制品、奶酪、肉类、面包……)、农艺、园艺和畜牧、手工艺(器皿、工具、兵器)、工业等等，其多样性都在趋于消失。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做什么?孕育着单一文化泥足巨像的全球化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从中可以永远汲取走出我们的危机的力量。因此，难道不是亟需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一个类似文物和艺术财富名册和考古地图那样的文化保护博物馆吗?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一切富有良知的学者难道不应该鼓励这样做吗?作为对于旨在促进文化的安德烈•马尔罗的文化馆计划的一种回应，建立文化遗产馆的想法难道不正是这种进路的一个指针吗?

争取建立一种未来考古学的全球行动

气候学家们从考古地层学以及冰湖、大海、大洋和冰帽中的岩心取样的数据着手，对过去的气候进行研究，描述并随后解释气候变化的规律(从而证明米兰科维奇的气候变异理论)。这种数理模式化使他们能够预测未来的气候。人对于自然景色的改变始于一万年左右前的新石器革命;气候的变化则始于19世纪中期的产业革命。这些信息乃是今天对未来近期气候变化预测工作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2007)。考古学家能否从他们对于过去社会的认识着手，在人文科学的所有研究者的帮助下，解读当代社会的进程并进而也预测未来社会的进程?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当代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认识时代的深邃，从而懂得一切文明都必然会走向死亡，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借助自考古学开始以来在系统地复原社会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切文明是死的(冉吉安，1991)。考古学家今天能够对下列问题做出回答:为什么我们是今天这种状况?我们今天的实际状况如何?我们能否有另一种样子?

文明如何和为何消亡?它们的历史能够改变吗?人如何能改变其命运?我们的哲学系学生常常应邀论述这样的课题:“如果历史不会重演，那么认识过去有什么用?”因此，考古学的认识只是对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认识，而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解析出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规律。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求他们大量引证尼采、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述。针对最近向一所人文科学大学的考古学学生提出的这一课题，他们几乎一致回答说，考古学构成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因此，考古学只能认识作为一去不复返的东西的过去，并不关注未来。这些见解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站在解释学的立场，而不是科学的立场)乃是当前受到后现代思潮滋养的一种学术传统(人文科学)的属性;或者说是表明对于当代社会缺乏兴趣的大学考古学研究的选择，而不是这个课题答案本身。向古代测量学家或者古环境问题专家(新词)提出同样的问题或许会得到不同的回答?

广大公众以及政治家们最近醉心于阅读雅雷•迪亚蒙分析今天和过去的许多社会消亡或者变化的原因的一本书(2006)。这本书受到生态主义者(人是其破坏环境行为的受害者)的热情追捧，却引发了来自所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反应(指责它宣扬马尔萨斯主义或者灾难论)。得益于迪亚蒙，广大公众发现了考古学家(伦弗鲁和库克，1979;泰恩特，1988，2006;约菲和考吉尔，1988;雷德曼等，2004)或者历史学家(勒鲁瓦•拉迪里，2004)已经论述了将近30年的一个主题。而且，他所选择的玛雅文明、复活节岛居民、新墨西哥州的安纳萨齐印第安人的覆灭或者维京人对于格陵兰和东北美洲的殖民化的失败的例子，在考古界已经耳熟能详，反复谈到，早就失去了迪亚蒙在向广大公众唠叨时重新赋予的那种轰动力。然而，存在着关于同一主题的乐观主义的对应事例，那就是成功的变革。而且，这条进路更加有利于考古学的数据记载，因为成功的转型为我们提供转型前和转型后状态的丰富数据，而崩溃的例证使我们处于崩溃后状况的重要数据匮乏的境地，而且由于缺乏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而存在夸大崩溃广度的风险。转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新专业尚不存在，但毫无疑问，它作为研究领域前途无量: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旧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转型与“现代人降生”问题，从采集－狩猎经济到饲养－农耕者经济的转型，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区的出现，近东、高加索和欧洲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向青铜器时代的转型，社会的城市化，文字的发明，国家化等。

对于过去社会的“革命”转型过程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应对21世纪全球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工业生产对气候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环境的风险，矿物能源储藏的急剧减少，各国———即使是条件最差的国家———的必要的经济发展，世界人口的累进。这种转型将是一场新的“革命”，就像人类在其史前时期和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多次经历过的革命一样。考古学对于相对化解一场艰难的转型开始之初出现的种种恐惧可能是有益的，为了这样的转型，一切角色都应该面向未来，而不是囿于自杀性的墨守成规。譬如说，北极冰帽的急剧减少引起人们惊恐，但有谁告诉过他们，同样的现象不但在40万年前发生过(OIS11)，而且使得人(能人、智人)能够占有全部陆地(美洲除外)?然而，这种关于超越和崩溃的考古学如果这样做，那么就会冒险迅速变成或是有意识形态假设之嫌的东西，或是政治操纵的牺牲品。因此，重要的是它应该建立在一个在方法论和技术上都毋庸置疑的认知平台上。一个这样的平台已经存在。借助多动因系统(英语称之为multi-agentsystems，费伯，1995;伍里奇，2002)模拟对过去社会加以模式化，促使今天在社会的系统模式化和模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们是极有前景的一条研究途径。吉姆•多兰是在考古学中应用这种技术的前驱(多兰，1990;多兰和帕尔默，1995)。这条进路对于促进我们分辨和界定作为我们今天和过去社会的系统运作基础的各种过程的特征，大有好处。这些过程同各大学科，同精确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动物和植物界及其所处环境)、经济科学(生产、商业和金融)、社会科学(治理、信仰、法则、传统)和人文科学(态度)密不可分。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再属于这个或那个学科，而是属于所有学科，一言以蔽之，属于整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