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的社会视角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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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于1952年的高考,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国情而建立的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及传统文化的制约等密切相关。纵观高考50年的风雨历程,在高考建制与演变的过程中,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具有复杂的社会动因,与社会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1]。有的论者认为:凡是强调经济建设,就重视文化科学的作用,高考也受到重视;凡是强调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就贬低文化科学的作用,高考就受到攻击,甚至被取消,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2]。当然,近25年来,总体而言高考改革的政治色彩日渐淡化,而教育自身的因素则越来越起作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考试可分为教育考试与社会考试两大类。教育考试是指教育系统的考试或具有教育性质的与学历相关的考试,如高考、高中会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社会考试一般是指非教育类的面向社会的考试,如公务员考试、律师资格考试、会计师考试、外语水平考试等。另一种划分法是将考试分为校内考试与公共考试,即学校内部考试与面向社会公众的考试。

但教育考试与社会考试并非截然分开,有的考试既是教育考试,又是面向社会的开放性考试,高考即是一种兼具教育考试与社会考试性质的大规模考试。作为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高考无疑是一种教育考试。但参加高考者不限于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知识青年也可报考,在放开年龄和婚否限制之后,更是向全社会开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高考也是一种社会考试。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高考实际上还兼有一定程度的公务员考试性质,因为在建国以后的长时期中,国家干部的选用未采用考试办法,但高考却部分地发挥了考试选官的功能。既然过去大学毕业生都成为国家干部,高考便起到了干部预筛选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使干部的文化素质得到保证。对高考的利弊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这牵涉到高考职能与功能的区别。高考的职能与功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和变异,高考的职能较简单,而功能则复杂得多,功能远远地超过了职能的范围。职能与功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小的差异。职能一般是目标和应有的作用的表述,功能则更多地倾向于实际效应,职能是使用者的期待,功能则是实施后的实际结果。高考的职能就是为高校选拔新生,但在重视考试的中国,其职能产生了巨大的效能,致使高考成为指挥棒,左右了中学乃至小学的教学。而且,高考功能还超出教育领域,对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甚至政治产生影响,以至于高考制度往往成为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的矛盾集合点。以下分别分析高考的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

1.教育功能被称为“天下第一考”的高考是典型的选拔性考试,又称常模参照性考试。这种考试注重考试的区分度,以便从全体考生中选拔出特定数量的优胜者。作为一种竞争激烈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高考的教育功能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保障高校生源质量。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就像体能测试可以测出一个人的体能和体质强弱一样,高考让所有应试者接受相同的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视为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或称“量才尺”。与推荐制下新生良莠不齐、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大不相同,高考制度建立50年来,特别是恢复高考25年来,为高校选拔了大量合格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后一度担心的文化断代和教育断代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方面的事实有目共睹,不必详论。总体而言,高考成绩与考生实际水平是呈正相关的,高分者不一定个个高能力,但低分者很少高能力。20世纪90年代前期,高校招生曾实行公费与收费双轨制,一些重点大学同一班的学生中入学分数相差上百分,任课教师便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出学生之间水平的差别。高考分数具有很强的信度和效度,对保障生源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促进中小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考试制度的好处甚多,其中之一是求己不求人。人生求人之处居多,而求人艰难,且成功与否操决于他人。考试则提供一个反求诸己的机会,成功与否主要靠自己的奋斗,故考试选才能够促人向学、催人奋进。选拔性考试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的功能,考生水平全面提高后,为了保持一定的区分度,不得不再逐步提高试题难度,这种“水涨船高”的关系,促使高考试卷难度和考生水平节节上升。高考始终是激励考生奋发学习,高中不断改进教学的最实际、最强大的动力。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3]1977年恢复高考,选拔了几十万人,却调动了几千万人。

1997年,多家中央报刊开展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活动,从应征文章看出,无论是当时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都对恢复高考唱出发自肺腑的赞歌。不少人虽经历过高考失败,但由于受过高考总复习的煎熬,养成了坚毅的个性,得到了一笔精神财富[4]。第三,引导、规范中学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向,即指挥棒功能。高考与中学教学的关系理应是教什么就考什么,但高考对中学教学又有强大的制约作用,实际上往往是考什么就教什么,这就使高考具有指导中学办学和教学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是国家意志和政策与学校教育活动之间的一个中介,通过高考的科目设置和命题设计,国家可以将政治理论和思想意志贯彻到中学教育中去。比如在政治科考试中包括时事内容,便可以引导考生关心时事。也可以通过科目增减和考试内容的比重调整,来调控或促进某些学科的发展。在高考命题日益朝能力立意方向发展、材料解析题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高考内容往往越出教材范围,更是会出现考什么就教什么的情况。高考指挥棒如果运用得当,便可以将学生引导到身心健康发展、注重能力和素质的方向上去。因此高考对实施教育方针、引导办学方向具有重要作用[5]。然而,高考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在教育方面,高考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都十分显著。随着高考制度的逐年实行,高考也诱发了诸多问题:中学只抓智育而片面追求升学率、文理偏科、学生负担过重且近视率攀升、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学校办不出特色等等。有考试就有应试,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高考,更是引发考生尽力应试,考什么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这种片面应试的结果,造成智育一枝独秀,被批评为“黑色的七月”、“考试地狱”、“异化的高考”。此方面的观点学界论之已详,本文不再展开。总之,高考的教育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之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充分显现,导致了人们对高考评价的强烈反差。

2.社会功能高考不仅是一种教育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大动员。如果说高考的教育功能是积极与消极错杂并存的话,那么其社会功能则以正面的居多。第一,社会安定功能。维护社会公平、“平等竞争”是考试制度的灵魂和根本,“公平、公开和公正”是考试制度的核心理念。有学者认为,从法理的视角讲,考试制度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崇尚“程序正义”的程序制度,正是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运作,赋予了古代科举制度和现代高考制度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尽管现行高考制度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及现实的挑战,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高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成熟和最权威的人才选拔机制,迄今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取而代之[6]。“”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并不止是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更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由乱而治。人心向学,人心思治,学生与社会上的知识青年稳定之后,整个社会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走上正轨。高考是维护社会公平、坚持社会公正、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而且,恢复高考是在粉碎“”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被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而实行的重大举措,它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在使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考对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大的作用。归因于高考制度的长期实行,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无论贵贱贫富,“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或“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社会文化氛围。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考试方面则是不怨苦而怨不公。因为高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激烈的考场较量之后,名落孙山者虽然会有挫折感,但多数考生只能怨自己水平不够或运气不佳,无法怪他人或社会,即使是离分数线仅差一两分亦如此。

然而,如果是因为不公平竞争而落榜,他们怨的则是政府和社会。在推荐制下,走后门盛行,无法上大学的学生眼见有权有势者的子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极易感到无助和愤懑,他们的不满就可能聚集起来针对整个社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力量,影响社会的稳定。据报载,现在城市中小学升初中实行电脑派位的分配方法,但一些家长有钱、有关系的学生往往能设法进入好学校,许多家长对此深感不满,认为“通过考试,娃娃没有考上,我们服气;通过金钱、拉关系进入好学校,我们不服气”。他们的情绪直接影响子女,使不少被电脑派位的学生,小小年纪就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失去学习的上进心。[7]由于考生可以多次参加下一年的高考,考上较低层次高校的考生今后也还有考上其他重点名牌大学的机会,高考实际上并非“一试定终身”。在取消报考年龄限制以后,高考理论上成为一种终身考试,它为每一个落第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这就为落榜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使一些考生和家长的不满和失望不至于积累到危险的程度。因此高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的“减压阀”与“稳定器”的作用。第二,社会流动功能。世界上各国的大规模教育考试都有强大的评价和筛选功能,也各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和千余年科举考试影响的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国,高考既有与世界各国相同的规律,也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规律[8]。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教育评价协会每次年会多注重考试的科学性问题,而1996年在北京举行国际教育评价协会第22届年会时,讨论的主题则为“大规模考试的作用及相关问题”,因为在中国,类似于高考这样的大规模考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考试的技术性问题,更多的是考试的社会学问题。社会流动分为社会阶层流动和区域流动。考试能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这在科举时代已得到证明[9]。传统社会所谓“茅屋出公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格言,不仅是统治者对读书人的利诱和鞭策,也是当时科举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的真实写照。科举时代的社会阶层流动能使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使官僚结构不断得到更新。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与政治稳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许多政治分析家认为,一个工业社会的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由其社会流动率所决定,高流动率的社会是稳定的,反之则是不稳定的[10]。高考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参加高考长期以来是中国农村学生获得城镇户口的一条重要渠道。虽然在城乡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高考在促进农村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过程中,会使本来人才就稀少的农村人才更少,但它客观上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激发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无形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在中国高等学校尚未全面收费之前,高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尤其明显,多年来一直是许多农村青年改变命运、进入社会上层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办法。

托福于高考制度,许多家境清寒的学子经过大学深造,现今已成为中国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骨干力量,这是高考的社会流动功能的生动体现。社会水平流动是指区域流动。区域流动(或区位流动)与阶层流动相关,区域流动可以说是社会阶层和职业流动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居住地区的改变往往是一个人生活和事业进程中的组成部分[11]。由于高考长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生在当地就可以方便地报考全国重点大学或跨省区录取的大学。这一制度造成大范围的人才流动,为这些高校选拔了来自于不同省市、不同民族的人才,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各地文化的交流和国家的统一。比起过去高校单独招考时一般家境不好的学生较难到大城市报考著名大学的情况,高考制度在促进人才区域流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以云南一个省、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一个县的实例和全国高校招生录取年度统计分析,证明高考是人才从农村向城镇流动或区域间流动的重要渠道,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而且比较公平地控制、调节着向上流动的通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12]。由此看来,高考的功能相当复杂,在发挥其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功能,我们在进行高考改革时,就应顾及高考改革的社会影响。

二

在有关高考改革的各种争论中,最为根本、言辞最为激烈的,是关于高考存废问题的争论。因为这不是关于高考如何改以及改什么的问题,而是牵涉到高考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近两年来,主张废高考的言论虽不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么激烈,但也始终不断。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统考制度使中国教育死水一潭,是直接扼杀人才、泯灭民族创造性的罪魁祸首。……取消统考制,是中国民族更新教育文化功能,应答新世纪挑战、走向中兴的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说鸦片战争迫使我们废除科举制以图强兴国,那么我们今日主动改革以致废除统考制度,就是要避免鸦片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13]还有一些人认为,连长期实行大学联考的台湾也在2002年取消了联考制度,我们也应该考虑废止统一高考。将高考类比为科举是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多年来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也是“简单的把联考比喻为以前的‘科举’,这是一种要把欲打倒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14]。然而,高考与科举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根本差异,以历史上废止科举的事例作为当今废止高考的论据是不充分的。何况废科举时主要考虑教育因素而忽视社会因素,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古代中国,科举不仅是一种教育考试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它“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15]。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16]。科举制在历史上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但清末在改革和废除科举时基本上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结果造成长远的社会后果。

科举既去,却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由此开始;国无重心,也因官场之滥而强化[17]。废科举造成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在清朝末年,越到后来人们越是仅仅将科举看着是一种教育考试,注意其人才培养和选拔功用,而忽视或几乎忘了它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并具有社会和政治功能。科举制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嘎然而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出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象。钱穆在《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18]。1905年废止科举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教育形势下的历史必然。当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互动最后以废科举兴学堂为结局,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跟不上时展的步伐,而今天的高考内容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历史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决不会重复[19]。只要中国还是一个讲究人情与关系的社会,只要中国还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只要中国还要以公平的方式选拔优秀大学新生,高考就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有的论者以为废除了高考,现存“应试教育”的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这实际上是一种一相情愿的空想。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并不完全是高考之过,而有其复杂的社会成因。中国是一个考试古国,又是一个考试大国。

悠久的考试历史形成了中国人倚重考试的传统。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例如,对台湾大学联考的改革问题,许多人看了新闻报道,就以为台湾从2002年起已经废弃联合考试或统一考试,因此大陆也应考虑废止统一高考制度。实际上,今年台湾实行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并非完全放弃考试,只是增加推荐甄选和申请入学的比例,从这两条途径升学者也还需经过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的学科能力测试。通过大学联考者占录取人数的73%,仍是升学的主要途径,而且在推荐甄选和申请入学的过程中已出现了不少造假问题,与大陆前几年保送生的问题类似,以至于现在又有许多人要求恢复原有的联考体制[20]。在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到以高考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体现了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为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所以说统一高考是维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的有效手段,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对之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废止。每年的高考是一件教育大事,也是社会大事。小考场连着大社会,很少有其他教育问题会像高考改革这样长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只要存在社会差别,就存在竞争。竞争乃无法消灭的客观存在,只是在高考制度下,将社会地位和前途的竞争集中体现到考场上来罢了。高考竞争的根源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差别,如城乡、脑体差别,高考不仅具有区分能否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的职能,而且更重要的或本质上说,高考实际上起着对高中毕业生进行第一次社会分工的作用。社会赋予高考太多的功能,众多的社会矛盾和教育问题集中地在高考中体现出来,出现一种“应力集中”的现象。

既然高考改革要顾及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利益,自然会有很大的难度。有一系列的内部和外部矛盾或两难问题存在于高考之中,如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等等。除了以上教育方面的两难以外,还有一更大的两难,即教育与社会的两难:是侧重于教育内部的人才培养角度,还是侧重于教育外部即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高考改革?当然,人才培养最终还是会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影响,这里所说的教育与社会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但在面对某些具体的改革时,确可能出现教育与社会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兼顾教育与社会两方面的因素才是正确的选择。有的论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很难有一件事情比高考更纯洁、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高考怎么改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说不改将教无宁日,学无宁日,那么改得不好,就将是国无宁日的问题。”[21]“教无宁日”与“国无宁日”的矛盾关系,将高考改革中教育与社会两个方面可能的矛盾高度地概括出来。

由于高考自身的局限和消极影响在教育方面体现得相当明显,因此通常情况下,人们多从教育的视角提出高考改革方案。我们不能脱离教育来谈高考改革,毕竟高考主要还是教育考试,但也不能仅就教育角度来论高考,还需从社会角度来论高考,还应顾及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因素,尽量避免改革中的失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出自《老子》第60章中的一句名言。“小鲜”是指小鱼,意思是治国要慎重和稳定,除去随意性,犹如烹制小鱼时不要随意翻搅。同样,“治”高考也如同“烹小鲜”。对高考这样影响重大的制度进行大的改革也应慎重,因为高考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若考虑不周匆忙改革,就可能像翻来覆去翻烧饼一样,改来改去又基本上回到原点,或者可能将“小鲜”给翻烂了。因此,高考改革须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重要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应经过充分深入的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点成功之后方可逐步推广,不能受到一些压力就匆忙改革,以免出现为改革而改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