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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对象平民化
曹魏政权建立以后,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下令兴建太学,即《鱼豢魏略》所载:“至黄元初年之后,心主乃复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学士之员禄,依汉甲乙以课考,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文帝五年太学制度恢复以后,时值“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者。”可见,学生的入学资格没有严格限制,性非解学之人,乃至逃兵役者,亦多入学。魏国太学虽然时间很短,但也制定了一些制度,并促进了教育的平民化,如规定凡俸在2000石以上官员的子孙,凡年满15岁者,均需入太学读书。
曹魏地方行政分州、郡、县三级。共12州,州设文学从事及大中正各一人,负责州的教育行政事务,前者掌学务,后者掌选务;郡设中正掌选务,文学掾与文学祭酒掌教化;县一级教育亦有专职官员执掌。曹操掌权之后,于建安八年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500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地方官学的招生并无一定的标准,从相关记载推测来看,多数地方官学并未限制平民子弟入学,如《三国志·魏志·杜畿专注》载“:乐详,少好学。时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文学大兴。”《三国志·魏志·杨俊传》载:“杨俊,举茂才,安陵令,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管辂所在的学舍中有国内及远方诸生四百余人。既然学业大兴,吏民称之,数量又如此众多,绝非官吏子弟所能至。
汉代的明经入仕政策为平民提供了一条“教育——入仕”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通道。至曹魏,明帝鉴于战乱以来,经学废绝,提出凡郞吏凡学通一经,经博士课试,成绩有意者加以任用。但官学毕竟数量少,不能满足人们的入学需求,加之汉末官学衰微。此情况下,私学空前繁盛。
魏国私学的创办者大致有两类:
1、一些士子为逃避战乱,或隐居山林,或迁往外地。他们在居住地开门授学,促进了私学的繁盛。避难辽东的国渊、邴原、管宁、王烈便属这一类型。国渊,字子尼,曾师事郑玄,后避乱辽东。他笃学好古,以讲学授业为途,士人多推慕之。邴原在迁居辽东期间,坚持讲学,有门人数百。管宁,字幼安,与邴原及王烈至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随者甚多。这些人在当时颇有影响,有清才令望,震耳聩聋之名,后人誉为辽东讲学集团。
2、一些官吏在仕途之余拓徒讲学,如董遇、贾洪等。董遇,明帝时任大司农,精通《老子》、《左氏传》,撰有《周易章句》12卷。董遇治学十分严谨,要求学生深研经书,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强调利用三余时间抓紧学习,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贾洪,建安初年当过郡举计掾,后历任三县令,每到一地就开设学校,亲授诸生。另有邯郸淳、隗禧、苏林、乐详等,为吏授学,《鱼豢魏略》誉之为儒宗。当时许多私学求学者多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如刘兰,“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此外,家馆的设立,也使中下层官吏以及家族子弟更多地受到了教育,教育不再仅是皇室专属。
(二)教育内容平民化
据史书记载,曹魏时书法家钟繇曾写过一篇《千字文》,但不幸被雨淋坏于西晋末年。由此推断,虽然此《千字文》未曾公开广泛使用,但亦可推测当时对于童蒙教育已十分重视。《论语》、《孝经》自汉以来作为蒙学教材广为盛行,盖与二书主张的儒家思想有关,而儒家思想是汉以来统治者一直尊崇的主流文化思想,这两本书作为蒙学教材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三国两晋时期的蒙学教材主要是汉代编写的《急就篇》以及王义编《小学篇》,杨方的《少学》和束皙的《发蒙记》。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非常发达,虽然曹魏没有家庭教育的著作传世,但相距不远的颜之推《颜氏家训》却也足以说明当时的盛况。曹魏时教育的内容不再仅仅是圣人之言和阳春白雪之物,许多内容已经近于百姓,教育内容越来越趋向于平民化。
(三)教育场所分布平民化
魏时郡县立教学之官,州立课试之法,意在使天下复闻庠序之教,重行俎豆之礼。总的来看,曹魏的地方官学并不发达,但中央政府颁布的治学政策还是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甚至有学生来偏远地区,他们学成后返乡从教,从而拓展了教育的地域分布。例如弘农太守令狐邵见郡内无知经者,曾派人赴河东师从乐详,这些人后来成为当地学校的骨干;管辂为冀州文学从事,竟有来自琅琊的学生。东汉末年,官学衰微,私学大盛,许多大学者随时随地立馆教授,如国渊避乱辽东,以授徒讲学为业,邴原、王烈、管宁等人亦曾授徒辽东。魏初,他们重返中原,有的在朝廷中任职,有的则偃息穷巷,吟咏诗书,不改其乐。教育场所分布平民化便于一般民众接受教育,从而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二、曹魏教育平民化的原因
曹魏教育之所以呈现平民化色彩,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战国秦汉以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刺激了平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春秋以前的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官员的选拔以血缘和出身为前提,平民没有机会加入到政权中来。曹魏社会,官僚制进一步取代贵族制,官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证券的相对开放、平等与人们身份的不稳定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春秋社会,“血缘纽带以传递形式维持着社会阶层分化;正因为这样,社会流动是受限制的。然而,当家族主义关系破裂之后,家庭纽带瓦解,社会真空就出现了。人们在这个社会真空中就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活动向上或向下流动。”
(二)以教化为主的教育目的决定了教育必须向社会各阶层开放
董仲舒在给武帝的对策中特别强调了教化的作用,他认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曹魏政权实际上是地主大族势力的代表,因此他们的统治基础是广大农民阶层,其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化手段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推广到民众中去,这就决定了教育必须面向全体人民。
(三)想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外部条件
曹魏在汉末三国中据中原而立,实力相对雄厚,稳定的地区也较多,且地处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颇有成效,如“王基,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徙江夏治之。……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
三、教育平民化对曹魏社会的影响
(一)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教育的平民化是平民百姓有个更为广泛的途径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关于三国简牍中的私文书的研究表明,此时私文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用主题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大众;既有地主豪族,也有戍卒百姓。诏令的传达也多是将告示书或直接悬挂于各州、郡、县的人员来往频繁之处,布告民众,由此可以推测,民众一般都会进行识字等基础知识的学习。
(二)教育平民化进一步促进了官僚结构的改变
曹魏采取学校教育与文官考试任用合一的制度,通经致仕,在这些政策的诱导下,大批有知识和才能的平民被网罗到政府官僚机构中来,从而使自汉以来多武将少文臣的局面有所改变。
(三)教育平民化进一步冲击了宗法贵族制,为平民入仕创造了条件。
在曹魏,知识在人们通仕途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成为平民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入仕为官不再仅仅是贵族专利。史书中记载了大量寒门学子经过艰苦卓绝的学习进入仕途的事例,在此已无需赘述。
四、总结
综上所述,曹魏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虽不及汉代兴盛,但也远超先秦,教育平民化趋势更为明显。从中央到地方,从城邑到乡村,到处都有求学者、授业者的身影,甚至出现了“开门教授居成市”的奇观。
当然,这里的平民化只是相对而言的,贵族官僚和士族地主子弟因良好的经济状况和优越的政治条件,仍占据着教育的优势。从这一角度讲,阶级社会的平民和贵族无法在教育上去的真正的平等。同时,曹魏的教育发珍重也存在着地域差异,在一些边远地区和战乱多发区教育仍然发展艰难。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平民毕竟取得了入室受教的资格,教育资源的增加也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平民化的意义不仅是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冲击了宗法贵族制,为平民“教育——入仕”创造了条件。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曹魏教育的平民化都是历史的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