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教育思维的折中把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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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娃娃抓起”是1985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不争气的足球所讲的一句话。此言一出，即被推而广之，进而派生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勤俭节约要从娃娃抓起，讲文明、树新风要从娃娃抓起，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一时间，娃娃变得如此重要。“从娃娃抓起”成为提升各项工作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抓手。有人认为这句话从此给中国国民意识形态中已经形成的新的素质结构又增添了更新的理念，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发生影响。

表面上看，名言出自名人之口，的确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实则这句话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反映。换句话说，“从娃娃抓起”是多数国人对教育下一代的惯性思维，假使没有酝酿它的文化沃壤和长期的历史积淀，这句话绝对不可能凭空而出既而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因此，“从娃娃抓起”这句话仍是一种传统的思维。传统中国人的教育是一种成人主导取向的教育，儿童仅仅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没有主体的地位。一个“抓”字即明显地体现出成人对儿童的主导性认知。即便是到了现代，中国人对教育下一代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摆脱不了既定的工具导向。可以说“从娃娃抓起”已经成为一股长期支配我国儿童观与教育方式的思维力量。我们不仅不自觉地被这股定势思维所左右，且进一步将它化作实践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娃娃抓起”确实也带动了当前社会对儿童方方面面的关注。我们的幼童也正接受着有史以来成人最高度的关怀与厚爱；而文化的积淀和文明的创造，靠的也正是这一批批新生命的接替与继承。因此，凡事必须“从娃娃抓起”也有它的合理性与现实作用。饶有兴味的是，当“从娃娃抓起”早已充斥在各个工作领域里并如火如荼地开展活动时，另一股不同的呼声却以低姿态的方式悄悄进入到“娃娃”的世界，微微地冒出了意欲抗衡的势头。这个呼声就是“从娃娃抓起，不如对娃娃放手”。

事实上，“对娃娃放手”即学界所主张的“解放儿童”。“解放儿童”是学者刘晓东一贯所抱持的教育态度。他在《解放儿童》修订版序言里面的一段话可以和这个议题相呼应。“我们的教育是继续徘徊在前一种情况里（笔者按：指的是成人所主导的教育方式），还是朝向后一种情况变革，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抉择的问题。更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新的教育观念变成我们的血肉，变成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文化无意识，把正确的儿童教育观变成我们无意识的自动化的教育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旧儿童观和旧教育观彻底铲除。”

刘晓东这里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无意识”即笔者所指的“定势思维”。“定势思维”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所形成的对某种价值认知的惯有思考。一旦成为惯性，即不容易受外界的干扰或主观的变易。所谓旧儿童观与旧教育观，指的就是固着于人心的传统教育思维。“从娃娃抓起”显然就是这股思维的最好概括。刘晓东所提出的正确教育观指的正是“解放儿童”。这不但是一种新的儿童观与教育观，也是学界对教育所持的一种定势思维。

“解放儿童”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和教育理念，无疑更倾向于一种理想主义，不管它能起到多少实质的作用，这都是一种必要的乌托邦。不过，笔者对其“彻底铲除说”却认为有商榷的必要。因为旧的儿童观与教育观既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意味着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还在显示其作用，不可能完全铲除。按笔者的理解，“从娃娃抓起”的定势思维就是这股生命力还在持续发生作用的基本体现，所以单凭对科学教育观的理性认知与把握是很难将旧有的教育观从原有的沃壤中连根拔起的。而一个民族（或国家）最难改变的就是思想观念，只有当它遇到不可抵挡的社会潮流，才有可能产生变革的契机。因此，如何在现实与理想中取得一个平衡，是我们当前必须积极面对与思考的议题。以下分别通过对这两种不同定势思维的历史溯源和理论探索，希望找出一条对教育实践产生作用的把握原则。

二、“从娃娃抓起”———一种充分体现了成人对教育功利取向的历史积淀

“从娃娃抓起”的定势思维根源于自古以来以“家国一体”和“长者为尊”的家本位主义。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农耕阶段，农耕文明依赖的是土地，容易酝酿出安土重迁的静态文化。人们在特定的土地里繁衍生息，极易产生以血缘为主而渐次扩大的家族和宗族制度。家族长握有最大的权柄，故尊老必定要在中国的文化中产生。众多家族不断地繁衍、放大，最后变成国，所以“国家”又被称为“家国”。

“家国一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这是我国向来以长者为尊及重视权威的主要原因。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缓慢，几代人生活在相似的时代条件下，代与代之间拥有相同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代际之间表现为一种由上至下的单向训导模式。按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说法是一种由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Culture）。古人其实也明白儿童具有可塑性，但却更加强调成人的施教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易经》里面找到源头。《易经》“蒙”卦“：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儿童的前途光明亨通，需要接受教育。因此儿童有求于成人，而非成人有求于儿童。孔颖达正义：“蒙者，徼昧暗弱之名。”蒙卦之前是屯卦。“屯”卦象征物之初始，如人的幼儿时期。幼儿时期被认为是“蒙昧时期”，因此屯卦之后就是蒙卦。据说《易经》中这些言辞对孔子的教育观有深远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儒学思想一直处于主流的统治地位。

而“孝”的观点被孟子进一步阐发，无形中更强化了儿童的蒙昧无知和成人的至上权威。我国传统也强调“慈幼”，但主要是把儿童视作需要保护和文化接受者的“客体”来看待。除了孩童在身心发展方面处于弱势之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国人对下一代的工具性认知。孔子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不足畏也已”，即充分反映出其对下一代的教育侧重点———功利导向。再看汉代贾谊《新书》里的相关记载，即不难发现与此相应的长幼尊卑等级制度由来已久。贾谊《新书》“礼”篇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这个观念又被唐代大儒韩愈所继承，于是乎儿童依附成人的形象和以长者为尊的权威地位便更加巩固。

在工具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儿童必须通过读书求取功名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不管是学子应试的《四书》、《五经》，还是一般学童可以琅琅上口的《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内容大都离不开对伦理道统的宣扬。《三字经》流传很广，是风靡全球的华夏八大古籍之一。然而，《三字经》把孩子活泼生动、符合其天性的生活看作孟浪无聊、糟蹋时间；“勤有功，嬉无益”，努力塑造勤奋、好学的小大人形象，代表了传统观念对儿童文化与童年的压制。活泼、好玩的儿童天性受到严厉的管束。从“悬梁刺股”、“凿壁偷光”之类的故事中，可以发现成人恨不得这些孩子的童年越短越好，“一日登科日，双亲未老时”。“小大人”式的“读书郎”受到成人的赞叹欢喜。一直到近代康有为的《教学通议》，也依然反映了教育是“老者”、“能者”对“幼者”和“不能者”的一代一代的传授过程。

由此可见，这种由成人所主导的单向训导便是“从娃娃抓起”的有力推手，它长期支配着我国的儿童观，成为教育的主流意识。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儿童观经历了四大变迁，这是对其历史轨迹比较清晰的梳理与框架。1900~1919年是传统框架下的儿童观；1919~1949年是现代框架下的儿童观；1949~1989年是国家框架下的儿童观；1989~2000年是世界框架下的儿童观。

综观前三个阶段的变迁，始终脱离不了家国本位和成人导向的儿童观。直到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儿童观才出现了一个跨越式的转型契机。《公约》的制定把儿童的权利上升到一个具有法规保护的形态面，对全世界的儿童来说是个破天荒的福音。这个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权利宣言，在方方面面凸现着“儿童优先”原则的运用与体现，与我国传统儿童观“从娃娃抓起”有着极大的落差。而我国是缔约国之一，必须遵守《公约》的制定。因此，无论就国际形势还是现实的国内发展趋势而言，都使得传统儿童观面临着亟需转型的重大考验；同时这项考验也将会不断地受到固有文化的制约与掣肘。这些都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与克服。因此，教育的另一种必要之思———“解放儿童”便应运而生。它可以为固有的旧思维注入一股全新的养分，有助于我们调整并修正传统思维。

三、解放儿童———教育的另一种必要之思

“从娃娃抓起”的定势思维制约了国人对儿童主体地位的认识与儿童权利观念的普及。当今，我国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转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导致了我国在经济、思想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开放多元格局。在现代社会文化结构方面，封闭的、单一的文化类型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并存。

在现代，虽然也存在着（或可称为）社会规定与赋予的角色、规范和习俗等，但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各种传播媒介的影响、远距离事件的入侵、社会成员的互动以及儿童生活世界可能性的变化，儿童对文化的认同性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其社会化进程势必将会变得复杂和多变。另外，在社会转型异常迅速的今天，儿童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他们“无需经过观念的更新和行为的转化就直接进入了现代社会……在全方位接受现代社会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某些社会性质量，诸如新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交往方式也在影响着成人世界。

儿童由原本被视为受保护者的“客体”逐渐朝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迈进，甚至对成人进行所谓的“文化反哺”。儿童已经不完全是过去我们所认知的那个仅只于需要被保护的“客体”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可以主动掌握文化和创造未来。“文化反哺”一词最能体现现实生活里一部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社会正在朝向一个由儿童向成人进行新信息传递和新生活样式的反哺图景。这个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对儿童的看法产生逆转。

然而，社会一系列的变化虽然使得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可在物质经济充分发展的同时，却不意味着人民的思想观念也跟着同步提升。至今在网上搜索，“从娃娃抓起”已然充斥在各个工作推展的领域里了，被成人视为“抓手”的工具导向还有越演越烈之势，也因此我们很难从中发展出对娃娃本身所具备的能动性和主体价值的科学观。缺乏这种意识，我们永远无法认清儿童天赋的主体功能可能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

依笔者浅见，儿童“主体”地位的确认，至少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得到理解。儿童的“主体”地位，来自于儿童“本体”所具备的文化功能，换句话说，儿童“本体”所具备的文化功能，正是儿童可被确证为“主体”的最大内因。儿童文化的功能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童年不器的吸纳功能

“童年”不仅是社会建构的文化产物，蕴藏于其内的诸多特质（如单纯、天真、自由等）具有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童年”是发展阶段的“非特定化”时期。“非特定化”决定了人类不被限定，具有普遍适应一切潜在环境的可能性。因此“童年”具有开放不器（笔者按：器者，受器皿局限也，此谓不受限制）的吸纳功能。

（二）人性本质的调节功能

“质”指的是儿童的原初属性，具有根的质性和平等的精神。它最接近人类生命的本质，有助于人类超脱物外，摆脱异化。“异化”源于人为物所役，彼此之间失去了信任，无法平等对待，故而产生了人我之别。儿童文化的原初性体现了万物无差别的对待，视所有“人”为一“类”，不分种族、民族、国家、性别、年龄，一视同仁，发挥博爱，这是人类迈向和谐社会的源泉，所以具有调节的功能。

（三）贮蓄天能的创造功能

儿童文化贮存了人类的自然能力，也就是“天能”。自然能力包含人的原始创造力、生之勇气、无偏见等，其特征是想象与创造。与自然能力有所区别的是人的文明能力。文明能力是一种分析和描述的能力，其特征是理性和训练。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须接受文明能力的训练，自然能力便逐渐被耗损磨蚀。据不少研究者指出：儿童文化与原始人的思维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从许多少数民族的工艺作品里看到他们活跃的想象力与丰沛的创造力，儿童就是这样。因此，儿童文化具有贮蓄天能的创造功能。

（四）新血继替的传承功能

人类的文化需要代代相传才能发展。假如人类没有后代，一切的创造活动便要停摆，不可能有所延续，社会也无从发展，只有儿童文化才具有新血继替的传承功能。

外因方面则源于人类对生命尊严的深刻觉悟及对人权的法理性认定，并由此而扩及到儿童的身上。儿童权利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是相当晚近的文明产物。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深感人类互相杀戮的血腥残酷，乃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着手建立并通过了一系列的权利国际公约。这些权利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

可以说自《儿童权利公约》正式生效之后，才算真正完善了所有人生而平等的法定权利。儿童权利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同时也被视作衡量社会是否文明的一项参考指标。胡适先生曾引友人言说明如何看待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中第一件就是看他们怎样待小孩。

由此可看出儿童权利较之普遍意义上的人权，更能够鲜明地反映一个国家人权发展的状态和水平。

目前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之林，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段相当长远的路程。如何迈向一个自由、均富、康乐的公民社会一直是我们不断努力的目标。基于此，极有必要强化对儿童“主体”地位的认识与重视，让儿童权利观尽早普及人心。

四、“幼者为先”与“长者为尊”———两种定势思维的折中把握

“从娃娃抓起”的定势思维正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且进一步成为实践科学儿童观转型的最大障碍。根据近期一篇后现代主义对儿童观的构建和研究指出：“儿童观建构取向从聚焦于尺有所短的劣势视角聚焦于寸有所长的优势视角标志着儿童观范式的转型，这一转型颠覆了儿童的传统形象，开启了一种儿童全新的成长空间。”

可以预见，新的儿童观势必会使传统儿童观不断受到严峻的冲击和考验。传统儿童观不仅会影响“代际和谐”，还会成为阻碍社会向科学儿童观范式转型的绊脚石。对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开放的胸襟来面对，并学习如何去改变一向固蒂于心的旧思维以迎接这个巨变。

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单一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迭相碰撞，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也逐渐产生明显的壁垒。有研究指出：“人类社会要走向和谐，首先要解决的是代际和谐问题，而不可能是其它———因为，这是最根本、最本源的和谐。”

针对此议题，青年问题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的指引值得参考借鉴：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转型期间，世界各国青年都遇到了新问题与新挑战，各国青年问题专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些问题和挑战既有共性，也有各国的特色。青年就业与教育的矛盾，青年与社会结构和重构的关系，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自身的定位等是世界各国学者几乎都要讨论的话题。而“后现代”“、后工业”、“后传统”或“后现代性”，每种术语都涉及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暗示着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急剧的转型时期，未来不再是与过去或者现在相联系。同时，这些术语也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建构之中。没有人可以准确预言、解释或勾勒出它将以何种方式存在。惟一可以预见的就是它将与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个社会极其不同。新的社会模式正在形成，这需要新的范式和工具方能有效地反映出它的真实面貌。

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这个议题，并要随时保持一颗高度的警觉心和谦虚的学习心严阵以对，以便迎接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儿童世纪的出台，它正等待着成人世界的开明以对与以礼相待。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社会巨轮如何向前推进，文化的积累必有其历史的积淀与群众主体意愿的积聚。因此，我们也要正视“从娃娃抓起”这股定势思维，我们非但不能连根拔起，更没有必要完全扬弃。浅见以为，不妨善加利用，或有助于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如何把握“幼者为先”与“长者为尊”共荣并进的原则之下，让儿童与成人齐心打造和谐社会。人类的文明是由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共同组成的，犹如一枚硬币之两面，缺一不可。历来以“长者为尊”的文化传统为整个中华民族缔造出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诚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主要在封建社会阶段领先”。

这可以说是对“从娃娃抓起”贯彻与发扬的积极面。不过，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不仅需要保持承先的精神以维护既有的殊荣，还亟需后生灌注新鲜血液以开启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幼者为先”的新时代文化观。“幼者为先”实际上就是政府所提倡的“儿童优先”，但在表述上更符合中国的传统。两者共荣不仅优先考虑到对后生的重视，同时也兼顾到对长上的敬重，完全合乎我国的文化传统与未来发展的趋势。基于此，我们必须适时学习如何“从娃娃放手”，才有可能实现积极意义上的“尊重娃娃”并迎来一个和谐的代际社会。

或许“儿童世纪”仅仅只能以一幅人类崇高理想的图景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但它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闪亮的光辉，此有助于我们超越现实并摆脱异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要的乌托邦，同时也反映出现代人在功利主义的裹挟下一次人文精神的跃升与昂扬。这对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无疑是一件值得称颂的盛事。未来我们将会不断从科学儿童观的范式转型过程中看到人类对生命之质的飞跃与拔高，这对我国迈向新的文明社会具有一定的激励与促进作用。不过，如果我们一直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自甘于继续沉浸在旧有的思维中，将很难有所跨越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