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研究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研究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

首先，在入学的资格上。东大教育科在最初的招生简章中，对招生人数及教育教学经验的要求十分严格。如在学额上，规定“现招教育、体育、农业、商业专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学资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师范或中学及同等程度之学校毕业、身体坚强、品行端正且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专修科生除上列资格外，须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经验，应由服务之机关缮具说明书。”从招生简章可以看到，东大教育科招生人数少，利于小班教学。教育经验作为能否被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符合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也是这样遵守的，如1918年入学的罗炳之在自传中记载到：“我二十岁吉安中学毕业后，曾任城、乡小学教师各一年。当小学教师，原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步感到当教师的兴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于是，“1918年7月，我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8月往南京入该校教育专修科肄业。”1919年入学的陈启天这样描述：“我第一次在大学专攻的学科，虽是政治经济，但是毕业以后，并未立即走入政治经济界，而是在学校教书。自民国五年秋至九年冬，我在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连续教了四年半的书。因此我深深觉得不懂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民国八年前后，又是新文化运动正盛的时候，有心人多半讨厌政治，我也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于是决意重新专攻教育，于民国十年春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1920年入学的吴俊升回忆道：“升学高师，本是先父的设计，也是我的素志”，“我因为立志从事教育，所以不仅进入高师，还选择了高师的教育科。”东大教育科在入学资格上重视学科背景与教育经历，其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教育学科提供一定的支撑，切实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缩短教育科学人才的培养周期，入学前的志向使学生的学习更有目的性与针对性。

其次，在课程安排上。东大教育科的教师大多有留美经历，他们耳濡目染美国新教育运动，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东大教育科规定凡教育科学生共同学习的课程有：英文、国文、社会学、生物学、世界大势、哲学入门、科学发达史、体育和择业指导，共计39学分。共同必修的专修学程为：教育通论、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共计12学分。而教育科的具体课程，据陈启天回忆：“我在南高及东大先后选习的功课，有英文、生物学、遗传学、西洋哲学史、西洋教育史、西洋科学史、论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学史、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验、心理测验、体育、音乐、教育实验及参观等科目。”1919年入学的教育专修科学生章柳泉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有一门介绍科学常识的课，陶老师（陶行知）在这门课中给我们讲遗传学，从达尔文到德弗里斯，特别是孟得尔的杂交试验。第二年我们就学《科学的发展史》（张子高老师教的）。生物学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课程（秉志老师教的）。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学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实验心理学’是重点，共学两年，做过很多实验，还开设有‘心理学史’课程（都是陆志韦老师教的）。此外还有教育统计学（陶行知老师教的），‘测验之编制与应用’（是以麦柯尔等人为主教的）。”从课程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教育科不仅重视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也积极拓展学生的综合能力，陶冶学生的性情。对此，吴俊升后来回忆到：“除了必修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之外，我在高师选修的课程，多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刘伯明先生所授的《西洋哲学史》和《论理学》，使我获益不少，后来我在教育方面专治教育哲学，与这两科有关。”东大教育科这种培养模式，在教育科学发展程度不高的时代，对于提升教育科学的学科品质，系统培养教育科学人才，使学生掌握教育、心理专业知识与以后开展教育实验活动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在培养模式上。东大教育科十分重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东大附中、附小以及后来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都是东大重要的教育教学实习单位，而“教育专修科与附属小学校、中学校之关系尤为亲密，故于1918年、1919年先后规定初等教育学程与附属小学主任职务、中等学校学程与附属中学主任职务，各由一人担任，庶使学理与经验有所联络。”对于东大附小的性质，1918年入学的胡叔异有这样的介绍：“东大附小是国立的小学校，这个学校的性质有三种：一方面是公益学校，以教育儿童为目的；一方面是实验学校，以试验新教育原理原则为宗旨；一方面是实习学校，供东大教育科研究初等教育实习之用。”

东大教育科教师廖世承、俞子夷和陈鹤琴三人分别担任附中、附小与幼稚园负责人，这为教育科的教学与实习提供了便利。对于具体情况，毕业于东大教育科的李清悚这样回忆他的学习生活：“鹤琴老师在教学上极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他所教的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课程中往往以其子女个案调查事实为例证。讲幼儿教育就带我们到他所创办的鼓楼幼儿园中，一面观摩，一面教学。许多问题，往往和我们探讨，不坚持己见，择善者而从之。”不仅东大附属学校作为东大教育科的重要实践与实习基地，全国各地的学校也是他们实践的舞台，章柳泉对此回忆道：“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提倡，编了四十多种测验，有团体智力测验和各种教育测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各校采用，按照麦柯尔的体系编制，主编的人如廖世承、陈鹤琴和俞子夷等，都是协助麦柯尔教我们测验课的老师，我们学这门课时，在导师指导下，到江苏各县小学初试，提取数据，编成各种测验的常规，也还出过力。”332－333正是东大教育科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加上学生们个人的努力，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在教育与其他领域大放光彩。东大教育科部分毕业生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毕业生一开始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从事着中小学教育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教学转移到领导岗位，成为近代中小学校长，并在学校办学特色与发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些人留学国外，继续深造，回国后在大学教育科中任教，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改革与实验活动，在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上施展着他们的才华；一些人改学其他学科，为中国的学术与社会发展奉献毕生。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东大教育科的培养模式同样不可忽视。

二、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

第一，创办期刊，向社会传播最新的教育讯息。《新教育》创刊于1919年，每年出版10期，1925年10月停刊，在近6年的时间里共出版11卷53期。该杂志起初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等5家单位联合发起。东南大学，尤其是东大教育科，自该杂志创刊之时，一直在《新教育》的编辑与出版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编辑部的设立上，第1卷1期到第4卷1期，编辑部设在上海市江苏省教育会，而第4卷2期到第11卷1期，编辑部设在东大教育科，第11卷2期至11卷3期，编辑部设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可见，在编辑时间上，东大教育科共编辑了7卷，占总数的63．6％。其次，在主编上，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和王希曾先后担任《新教育》主编，其中，蒋梦麟共主编15期，陶行知主编14期，徐则陵主编22期，王希曾主编2期。陶行知与徐则陵先后担任东大教育科主任一职，王希曾为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最后，在刊文数量上，《新教育》共刊文1456篇，署名文章378篇，其中发表文章6篇以上的作者有：陶行知（21篇）、俞子夷（19篇）、蒋梦麟（14篇）、郑晓沧（13篇）、胡适（12篇）、陈鹤琴（12篇）、郭秉文（11篇）、麦克乐（10篇）、推士（10篇）、程湘帆（9篇）、朱家治（9篇）、廖世承（8篇）、姜琦（8篇）、蔡元培（8篇）、刘英士（8篇）、邹秉文（7篇）、黄炎培（7篇）、凌冰（6篇）、徐则陵（6篇）、王文培（6篇）、唐钺（6篇）、汪懋祖（6篇）等［15］。其中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陈鹤琴、程湘帆、廖世承、姜琦、凌冰、徐则陵和汪懋祖等人都为东大教育科教授。由此可见，东大教育科在大多数时间里实际主持着《新教育》的各项工作，将其作为传播新式教育思想、研讨教育问题、介绍新的教育实验与测量方法的重要思想阵地。《新教育》自创办以来，一直设有“世界教育”专栏，在“专论”、“参考资料”、“介绍书报”、“教育家传”等栏目中积极推介欧美等国教育发展实况，开阔国人的视野。对此，读者金洪均说道：“我定买《新教育》杂志，就想在此书中了解世界教育潮流新观念。读了以后觉得很得益不少。……我很希望，贵杂志将来永远有‘世界新教育的图画’及‘世界体育界新体育’，以教国人。”［16］此外，《新教育》上还发行了“杜威号”（第1卷第3期）与“孟禄号”（第4卷第4期）两个专号，着力介绍与宣传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学说，还有对国内教育问题的探讨，如学制问题的探讨。《新教育》不仅刊发了大量的专论文章，而且就学制草案专门刊发了“学制研究号”（第4卷第2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不仅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学制草案的大诊断，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学制革新的大宣传，正是因为这次学制的大探讨，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实际国情之重要，也为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奠定了基础。另外，《新教育》上刊发的“乡村教育专号”（第9卷第4期）、“国文教学特号”（第10卷第3期）、“全国教育展览会报告号”（第9卷第5期）等专号，宣传了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有力地支援了“”时期的国文统一、白话文改革等运动。最后，在教育实验与测量方法的推广上，《新教育》以廖世承、俞子夷为主撰，刊发了两期中等教育号（第10卷第2期和第11卷第1期）、两期小学教育专号（第8卷第5期和第11卷第3期），积极介绍国外中小学教学方法与测量，并根据他们在中小学的实验情况进行推广。

第二，兴办暑期学校，积极进行教育服务活动。暑期学校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主要是通过暑期办学的形式，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以提高各类教师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教研水平。暑期学校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17］。暑期学校这种教育培训模式自1920年引入中国，由南京高师率先仿照开办，从1920年至1926年，一共开办6期，其中，东大教育科师生成为其有力的筹划者与参入者。现以第一届暑期学校为例，系统探讨一下暑期学校的一些细节［18］。如在招生方面，暑期学校主要面向学校教职员、地方办学人员、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从第一届培训人员统计上看，总人数1040人，而小学教职员有804人，中等以上教职员123人，中等学校毕业生90人。在培训的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专门艺术的肄习，教师与教育行政人员对于职业和修养方面知识的扩充，中小学英文、算术、国文和其他科目的补习，名流言论的宣传。在开设课程方面，共有19门：有小学组织法、小学教学法、白话文法、注音国语、儿童心理学、英语语音学、天演学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概论、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实验教育心理学、英语教授法、近代西洋哲学史、团体游戏及竞技运动、青年心理学、近世欧美文学趋势、高等数学、个人及公众卫生等课程。在这一期暑期学校中，东大教育科的陶行知、俞子夷、凌冰、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和郑宗海都是其中的教员，其中廖世承作了“本能的研究”、“寻常人和上智下愚的分别”和“测验的种类”三次演讲，陆志韦作了“超人之心理评论”、“近代心理学史大概”、“最近心理学上两大学派”和“关于习惯的大问题”四次演讲，郑宗海作了“杜威学说”的演讲。为了更好地办好暑期学校，东大教育科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王克仁、缪凤林、施之勉、杨效椿、唐瑴、吴定良、成荣章、章松龄、张念祖、张绳祖、金海观、罗廷光、倪文宙、吴肃和邰爽秋等人从事教学管理与服务工作。鉴于第一期暑期学校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东大连续举办了6期暑期学校，培训了一大批的中小学教师，同时也传递了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与方法，进而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第三，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推介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20世纪20年代，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一大批教育界人士从事着各项教育改革与实验活动，而东大作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众多东大教授也参与其中。如俞子夷在担任东大附小主任一职时，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改革实验，使得此时期的东大附小，“从教学方法，到课程、教材改革，到教学组织形式，以至于学生的训育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活动，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一时，参观南高附小的，络绎不绝，……在中国小学教育界的出版物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学概况。”在俞子夷的示范指导下，1921年，第7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提议全国研究、推行设计教学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设计教学法的推广高潮。廖世承在担任东大附中主任期间，开展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道尔顿实验，“廖氏鉴于道尔顿制之试行，在英美各中学，颇有成效，而在中国是否亦可采用，实有实验研究之必要，因与麦柯尔氏磋商，用‘等组法’实验，藉以比较道尔顿制与普通学法之效率孰优，并于民国十一年开始实验，这便是中国教育采用科学方法实验之肇始。”通过在东大附中的道尔顿实验，肯定了道尔顿制的优点，但也提出：“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该作趋时的论调，以后采用任何新方法，应该先做一科学的实验。实验有效，然后再谋推行。”陈鹤琴作为中国的幼儿教育之父，开启了幼稚园教育的中国化大门，1923年他在南京鼓楼自家客厅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获得了当时东大教育科主任徐养秋的支持，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积极进行着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实验，成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开展了幼稚园中心制课程实验，他在教具、教材和教法等方面的实验成果成为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1932年《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基础。东南大学教育科是中国较早设立的教育学科之一，它在一批学有所长的教师队伍的带领下，广泛吸收国外办学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加速了中国教育学科科学化与本土化的进程。另外，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教育学知识的传播与人才的培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对于当下教育学科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作者：喻永庆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