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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萌芽时期,职业教育理论进行初步的发展;在依附阶段,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探索时期;到了完善阶段,基本上形成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进入反思和重构阶段,必须确立职业教育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只是个独立学科的观点,建立具有中国经验、中国范式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模式。
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反思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寻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变迁过程,以及在变迁过程中所呈现的研究特点,进而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反思和重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萌芽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初步发展
这个历史时期可以限定于1840-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萌芽时期,也是传统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由于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与经济形势,职业教育实践形态主要是学徒制,同时也伴有部分的学校制。随着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其理论体系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显然,在这一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体系发展与一大批具有实干精神的教育家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于实业救国、实业教育的倡导、论证、指导、实践,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02年,山西大学堂总督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对职业教育的作用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论教育之形式,与国民关系最为密切者,乃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属教育之两端,缺一不可。”[1]这个表述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认知。随着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概念开始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陆费逵先生,当时他担任《教育杂志》总编,在该杂志创刊词中,他发表了如下观点,即中国教育最需要改进的是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而其中最紧迫的乃是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是教人谋生的教育形式,是教人拥有一技之长的教育形态”[2]。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其对职业教育的内涵做出一个基本界定,这个界定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实践属性,即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学者开始注意到职业教育的理论问题,但在当时,教育研究的主流依然是普通教育,特别是在科举被废之后,对普通教育的形式、实践形态的讨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既激发了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不少教育先驱对职业教育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等人的引领下,创办了一批职业教育的学校,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包括引进和翻译的国外职业教育著作和论文。如1916年出版的,由朱景宽编写的《职业教育通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职业教育的专著,后来,相继出现了朱元善翻译的《职业教育精义》(1917年)、顾树生的《外国职业教育学》(1917年)、潘文安的《职业教育ABC》(1927年)、陈表的《各国劳动教育概览》(1930年)、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1941年)等;除了这些著作以外,像陶行知、晏阳初等人还发表了多篇论述职业教育特性方面的论文。显然,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既是对当时职业教育实践的总结,也对当时职业教育实践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还论证了职业教育实践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用今日之眼光看,依然是一部观点清晰、体系严密的学术著作[3]。整体观之,这一历史时期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职业教育的概念、性质、作用、地位以及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些问题是职业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尽管如此,这些先驱的探究对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既可以称为传统职业教育理论时期,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萌芽时期。
二、依附时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
1.对普通教育理论的依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引入中国就未能取得独立地位,在理论研究上,也是从普通教育内部脱胎而形成的,可以说职业教育理论是借鉴普通教育理论而形成的。换言之,普通教育理论犹如“母体”,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由“母体”孕育的“子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深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实践及理论研究方面也是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理论依附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直到1980年代中期,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才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区别以及二者理论体系之间的差异,此时才开始尝试运用普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的内涵、概念、价值、形态、地位、规律等基本问题进行探究,逐渐建立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4]。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论文也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编著的《技术教育概论》、天津师范大学编著的《职业教育概论》等,较为系统地以普通教育理论为基准来阐释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2.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依附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积累严重不足,以及职业教育实践刚从“”中恢复不久,因此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瞄准国外,希望通过翻译和引介国外的职业教育理论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当时,关于国外的职业教育研究成果丰富,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翻译国外学者关于职业教育的著作,如1981年由河北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翻译的日本仓内史郎、宫地诚哉的《职业教育》,也有国内学者研究具体国家的职业教育相关论文,如王晓明发表在1985年第4期《比较教育研究》上的《谈谈联邦德国的职业教育》;陈希莲发表在1985年第10期《人民教育》上的《西班牙的劳动教育和职业训练》等。第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有对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介绍的,也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管理的,还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政策方面的,更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另外,部分学者探讨了国外职业教育的课程及教法。总之,这些研究涉及领域众多,理论性较强。第三,国外职业教育研究关注面较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对国外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借鉴和学习时,基本上离不开苏联及东欧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者的视野开始从苏东转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国外职业教育研究的重点领域。如梁忠义、金含芬1990年共同主编的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对西方七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特点做出详细介绍。在这个历史时期,研究者对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做了一定的探索,但整体研究还不够成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还没有独立性。特别是对国外职业教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简单的翻译、介绍阶段,研究内容还没有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相结合,研究的方法也较为单一,研究层次较为粗放[5]。纵观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总体上存在深度不够、研究对象简单及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大部分的研究者在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总结过程中无法逃离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和国外普通教育基本理论的束缚,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与这两个领域也较为类似。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拨乱反正开始到1980年代末这短短十余年时间,至少开创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模块,逐步开始呈现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完善时期: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1.职业教育系统的理论著作开始出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探索和积累,在199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成形。在这个时期,系统的理论著作既是研究者的追求,也是体现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载体。因此,经过广大职业教育研究者的努力探索,不断关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对职业教育的理论进行升华,使得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呈现出一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如1995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纪芝信主编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以及1998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编著的《职业技术教育原理》是这一时期两部代表性的著作,其中,《职业技术教育学》还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客观而言,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并没有摆脱普通教育学理论的窠臼,但是已经摆脱了对普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模仿,充满了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理性总结和思考。即便是放在今天,这些成果依然是比较经典的论著,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2.职业教育本体研究开始出现本体问题既是任何一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在此阶段,研究者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本体研究,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重新认识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属性。概念与内涵属性是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很多学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对职业教育进行界定,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及属性特征。第二,重新界定事业教育的本质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态,其必然与其他的教育形态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其本质属性的体现。因此,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的教育形态到底有何不同”“不同点又在何处”。总而言之,在这一历史时期,经过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不断努力,基本上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具体而言:首先,在研究思路上,研究者开始纠正过去一味地向国外学习的思路,对国外的经验开始有了理性的思考,既注重研究和解读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成就,也注重总结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其次,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研究者从最初关注职业教育的概念、属性、内涵等局部开始转向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全面总结了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理论过程,但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在当时还是不够深入,改革还是不够彻底。仔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职业教育的特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这实际上是涉及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部分学者的研究还带有普通教育学理论的痕迹。显然,如果职业教育的特色把握不准,就无法系统彰显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特征[6]。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还较为单一,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以学理分析为主,结合职业教育实践过程的实证研究不多,反思性研究也较为匮乏。不过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能够取得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反思与转型
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我国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基本成型,在学科体系建设、梯队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过度地强调学科中心体系的构建模式,使得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出现一些问题。具体而言:第一,过于注重学科中心的视角,使得职业教育理论研究陷入“营造”的困境中,这是导致当前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中很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种学术观点的分歧较大,影响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7]。第二,过于重视理论问题的思辨和分析,忽视了对职业教育实际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由此使得部分研究成果与实践脱节,有些理论缺乏实践指导意义而被束之高阁。第三,职业教育研究的丛林法则凸显,学术研究背后呈现出“虚假的繁荣”,其背后无法掩盖观点的巨大分歧。第四,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教学实践缺乏指导性,使得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未能脱离普通教育模式的窠臼,职业教育实践发展也无法脱离普通教育的藩篱。最为典型的就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学科化色彩过于浓厚,对教育内容的排序过于学科化,学科化具有较强的强制作用,使得部分课程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由此可见,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是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被建构起来的,这种学科体系的建构模式,使得其理论体系带有较强的抽象性。用一种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对经验世界的内容进行挑选之后进行凝聚或提炼,并依据其内在逻辑结构构建新的命题。从理论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的研究者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学科中心”的研究范式,建立跨学科、多视角的职业教育研究框架,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传统研究方法和视野的不足。长期以来,学界身心学科体系构建是理论体系构建的唯一资源,职业教育学界同样也持如此观点。经过研究的深入及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结果发现,职业教育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存在,其与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有着不同的逻辑结构,即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密切关系,反映到学科体系中来就是要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保持密切关系。因此,职业教育只能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如果执着于学科体系的建构方法,就会使得职业教育理论和体系陷入工具主义的困境中,也就无法解决职业教育实践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无法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实践面临的新困境。有学者认为,以学科体系来审视职业教育,既无法为职业教育实践提供针对性指导,也无法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8]。
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将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构建存在一定的局限,不再坚持以学科中心论为基调来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而是寻求构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多种资源与基础。由此,职业教育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与方法,这种反思既是一种自我的反思,也是一种现实的反思。具体来看:第一,不再坚持教育学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唯一理论来源,这实际上是看到了职业教育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教育学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用这些理论体系来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提供养分。第二,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体系看,其主体结构有较大幅度的调整,由原来的教育学结构体系转向以实际问题为基础的体系结构,更加强调理论体系研究与职业教育实践的融合。比如,从近年来获得的各类职业教育的纵向课题看,越来越多的课题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职业教育实践发展,并由此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第三,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思路看,对普通教育学和西方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盲目接受开始转向批判反思,并提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模式。学者开始探究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中国化命题,如概念、范畴与逻辑等。第四,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看,传统的学科分析方法不断弱化,实证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日渐成为主流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加入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推动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促进跨学科之间的对话,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提供新的思维和视野。
目前,传统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面临较大的转型,从过去侧重于教育学意义上的建构转向在批判的前提下进行逻辑性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观点。这些转型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论”。将逻辑作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条件,运用逻辑学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在逻辑推导的前提下推进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第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问题系统论”。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职业教育研究必须以问题导向为基础,确立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前提条件,围绕这些问题开展论证和实证,推动问题逻辑下次级问题的衍生,进而构建一个层次分明、体系严密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9]。第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范畴水平论”。此种研究范式认为,确立职业教育的学科范畴至关重要,它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只有确定了其范畴体系,才能理论结合实践,按照逻辑推导进路,形成逻辑严密且理论性强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尽管上述研究在观点、立场、方法、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至少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职业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并非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不能囿于“学科中心论”,必须跳出学科束缚,侧重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建立跨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内涵、属性与逻辑,进而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经验、中国范式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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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恩慧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