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分层定位问题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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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认识高校定位的力争“上位”问题

为了更好地讨论高校分层定位和发展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定位”一词进行解读。所谓定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实然的角度,即高校定位是根据高校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定其在高等教育分类系统中的某一个层次(类);另一种是从应然的角度,即高校定位相对于目前的地位而言是一个“上位”的概念,这种定位是着眼于未来的,是高校的一种目标追求,也就是说,高校目前在高等教育分类系统中的“位”与“定位”存在差距。从对高校分层定位的原义或目的来看,主要是前一种理解,也就是通过分层定位,高校各安其位、分层发展,而政府则加强分类指导。在这里,“发展”已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发展,更多的是内涵意义上的发展。但实际上高校对定位的解读似乎倾向于后一种理解,即把定位作为一种发展的目标。从这一意义上,显然发展指的是层次上的发展,这便是下文要讨论的高校定位的力争“上位”问题。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分层定位是必要的,但对许多高校来说,要各安其位却是有其苦衷、甚至难以接受的。这里常常有两种情形,即分层定位的不愿与不能。所谓不愿,主要是高校不愿意就于低位,更不愿各安其(低)位,而热衷于力争“上位”。

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低层次意味着低水平。在许多人看来,一所高校的水平同其所处的层次是一致的,研究型高校自然是高水平的,而教学型高校或高职高专必然是低水平的,甚至是低质量的。这一认识又从高考招生的生源状况里得到了某种印证。二是低层次意味着低配置。从我国高校现行资源配置模式来看,高校资源配置仍是政府为主(民办高校除外)和政府主导的,因而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对高校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着高校的资源配置。长期以来,政府对高校的评价基本上是“学术导向型”的,比如根据高校的重点学科(国家级、省部级等)、博士点和硕士点等方面的情况来对高校进行评价,并主要据此来决定对高校的投入。无疑,这一评价取向和资源配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对高校发展的“指挥棒”作用,同时也引导或影响着社会评价取向,乃至社会资源流向。三是低层次意味着低声望。这是以上两“低”的必然结果,很难想象一所低水平和低资源配置的高校会在社会上享有高声望。由此可见,由低定位带来的无论是哪一“低”,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是不愿接受的,这便必然导致一些高校在发展层次定位上“有条件要上(位),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位)”,而所谓的“创造条件”,对有的高校来说,只能是走歪门邪道,甚至搞学术腐败。近年来在博士点、硕士点和各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名目繁多的学术评审中出现的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种种学术腐败问题,与长期以来高校的这种力争“上位”不无关系。所谓不能,则表现为不能对高等教育进行适当的分层定位。

这里也有两种情形:一是高校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自身的发展传统与发展环境不能正确认知与适当把握,以至自我定位不准。如教学型大学盲目向教学科研型大学看齐,师范大学一味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等等;二是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定位问题。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下,政府主管部门的定位对于高校自身的定位,乃至高校发展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如“211工程”、“985工程”等实质上就是政府的定位工程,这一定位使有关高校获得相应的政府资源的优势配置和相应的社会声誉,高校也根据这一“官方定位”来给自己定位,诸如“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等等。由于政府定位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多少有点计划经济的色彩,而且,它所依据的更多的是高校的过去,即高校过去的成就和声望等,这与定位着眼于未来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对那些虽然没有辉煌的历史但有发展潜质的高校,显然在这种定位中就不会是获益者。此外,政府的定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位方式,各种方式又相对独立。并且,每种方式常常关注的是少部分高校,大部分高校是在政府定位的视野之外,这其中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要解决高校定位的“不愿”与“不能”问题,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思考。首先,要解决谁来给高校定位的问题。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常常有三个定位者:一个是政府,政府给高校定位并据此配置资源和赋予一定的期待;另一个是高校自身,如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往往都要有一个发展定位;再一个是社会,如近年来炒得沸沸扬扬、且颇受争议的“大学排行榜”,也对高校作了一个分层定位。

这三个高校定位者各有各的目的和功效,政府的定位是管理高等教育的一种方式,高校的自我定位是确立目标的一种规划,社会的定位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一种参与。实际上,这三个定位是可以共存的,它们按照既定的目的发挥各自的作用。对高校的定位,并不一定要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比如,政府的定位注重突出重点,并与政府资源配置相联系,它对高校和社会的影响较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导着高校的定位和社会定位;社会的定位属于第三者定位,它相对独立,有其公正、合理的一面。但如果一味提倡社会进行高校定位,而完全否定政府定位,却又失之偏颇,因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尤其是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悖。至于高校自身的定位,它既可以是高校的一种自我体认,也可以是一种目标追求,这对高校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是这三个定位共存会不会造成某种混乱,以至导致高等教育的无序发展?这个担心并不多余,这就有一个如何调节三个高校定位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这一关系的调节主要靠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主要体现在政府对高校的主导性定位上,而市场调节则是与高校的社会声望相联系的,即调节的依据主要是高校的社会声望,无论是政府的定位、社会的定位,抑或高校自身的定位,高校的社会声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合理性依据。调节的结果更可能的是高校定位的趋同,但趋同并不等于完全一致或毫无差异,而是三者无内在矛盾和本质的冲突,趋同中的差异正是基于各自目的和功效的个性彰显。显然,这种趋同有利于建立有序、合理的高等教育分层定位和发展环境。其次,要解决如何为高校定位的问题。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确立高校定位的合理性依据。除了上述的社会声望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高校分层定位的科学性和本土化。所谓科学性,就是高校定位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符合程度,也就是说高校定位是不是遵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所谓本土化,则指在确立高校的分类体系时要充分考虑本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没有本土化的高校分类体系,很难谈得上有多少科学性。因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相差很大,这也决定了适合某一个国家的分类体系,不一定适合另一个国家。适合美国的卡内基基金会的大学分类标准虽然很有影响和权威性,但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大学分类。因此,如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高等教育分层定位的高校分类体系是当务之急。再次,要解决高校分层定位后的一些机制问题。为使高校分层定位体系成为一个促进高校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体系,真正达到分层定位的目的,建立和完善有关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卡内基基金会大学分类标准中,美国3900多所高校根据培养目标、任务及发展传统不同,分为若干层次。根据这一分类,高校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办出高质量、办出一流,并展开竞争,在竞争中谋求发展所需的办学资源。但不同层次的高校间并不构成竞争关系,如社区学院不会与有博士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竞争,或是一味向研究型大学看齐。

在他们看来,各个层次的高校都有自己的一流,都有自己的高质量,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社会声望。而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是市场化的。办得有质量、享有良好社会声望的高校,在资源配置中就处于优势地位,获得适应需要的资源配置,无论这种资源配置是来自政府(政府同样可以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或是非政府。这也是美国大学分类比较成功、卡内基基金会大学分类标准赢得声誉和享有权威的重要因素。从比较借鉴的角度,当前我国高校分层定位和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处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对资源的不同需求,决定了资源配置上的差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建立一种资源配置的竞争和市场机制,也就是说,高校在自己所处的层次上通过竞争,办出高质量,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来获得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2004-2020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所确定的五年一周期的对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度,主要是从政府层面评估和认定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它可以影响高校的资源配置和社会声望,所以各高校都很重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评估制度并不是分层评估,而是用同一指标评估不同层次的高校,这其中存在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如何建立和完善与高校分层定位和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高校分类指导的高校评价机制尤为重要,这种评价机制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

二、如何认识高校定位的动态发展问题

如果说高校合理定位、各安其位是当前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也是现代高等教育有序发展的重要表征,那么当前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高校的定位是不是固化的,抑或是动态发展的。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二是高校发展的现实选择。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考察,高定位的高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从低位起步,逐步自然发展成为高位的高校,如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就是从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曾被讥为“放牛娃大学”),通过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成为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另一种是高校一开始就确立了高位的办学目标,并按照“高定位、高起点”的路子发展。如香港科技大学,虽然办学历史并不长(1991年正式招生),但发展迅速,在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200强中排名第42位,其理学院排名50,工学院排名20。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在世界和亚洲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这所大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定位、高起点”的发展策略。所谓高定位,即香港科技大学是以美国中上等大学为标准来建设的,而高起点,则是首先从师资的高起点做起,也就是聘请一流人才,并且让他们快乐(Recruitthebestpeopleandkeepthemhappy)。[2]从高校发展的现实选择来看,毫无疑问,固化的定位是不可能使一些高校(主要是目前处于低位的学校)各安其位,尤其是当现行制度安排下的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保持“高定位、高配置”这一常态,要使这些高校作出安于低配置(并由此带来低社会声望等)的选择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因此,无论是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还是从高校自身现实选择的角度,高校定位应当是动态发展的。而且,保持高校定位一定的动态发展性有利于活化高校定位系统,避免僵化。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至少包括以下三种情况:一是高校自然地从低位向高位发展,也就是说这一动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二是高校在政府的期待下由低位向高定位发展,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政府主导发展的过程;三是高校主动由低位向高定位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自觉追求的过程。第一种情况涉及到低位现实与高位理想的问题,第二、三种情况则是高定位追求与目前低位现实之间的问题。不可否认,如果说过去一所高校所处的位置有其自然生成性,那么今天,由于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的中心”,尤其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普遍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应当负有主要的责任”[3],从而决定了一所高校所处的位置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期待(定位)②及与之相应的高校定位。即使如此,给一所高校的“位”留有自然生成的空间仍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因为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角度,如果说一所高校的定位(类型)主要取决于“遗传”和“环境”,那么,政府角色只能是其中的环境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的遗传和其他环境因素则常常是自然生成的。

三、如何认识高校总体定位下的内部关系问题

一所高校在分层定位以后就将在这一总体定位下发展,不论是各安其位的发展,还是高定位目标的追求,它发展得如何,同高校内部的各因素与定位的契合度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在定位完成以后,高校仍然需要面对一些内部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高校的总体定位与内部的分层次定位问题。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有一个多层面质量观问题,对每一所高校来说,实际上也有一个多层面质量观问题。具体而言,这涉及到一所高校的总体定位与内部的分层次定位问题。比如,一所高校的总体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并不意味着它的每一个院系、每一个学科专业都是研究型的,其中也有少数学科专业是教学科研型的,甚至教学型的。有的学科专业以培养学术精英型人才为主,有的学科专业则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主。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质量定位,高校各学科专业就可以设计适当的培养目标、人才规格来设置课程和组织教学,从而在各自的层面上保证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质量。应当说,现在一些高校某些专业出现的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专业自身的定位不准确或不清晰,抑或是一味仿照学校总体定位来给自己定位,没有考虑到本专业的特殊情况。

二是高校的总体定位同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的一致性问题。比如高校的综合性或研究型定位,一要体现在学科专业上,二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前者,往往高校关注的比较多(如综合性),高校注意考虑学科专业的门类齐全问题,或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这也是一些向综合性发展的高校对上新专业一直保持高热情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研究型,高校则强调博(硕)士点、重点学科及名牌专业的建设。而对于后者,许多高校却相对比较忽视,如研究型高校与教学科研型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方面究竟有哪些差异?如何在课程上、教学设计上有所体现?还有综合性高校与专业性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上的不同主要在哪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关注较少。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一些重点师范大学纷纷确立了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发展定位,而这种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非师范学科专业的发展。但从这些转型或正在转型的高校学生就业情况来看,非师范专业这一块社会认同度比较低,出现学生就业难现象。原因之一,就是学校综合性的发展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一致性,尤其是长期以来师范教育的传统对非师范专业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三是当前对高校的分层定位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分为四大层次:第一层次是研究型大学,第二层次是教学科研型大学,第三层次是教学型大学,第四层次是高职高专。虽然这四个层次能基本涵盖我国高校的现状,对其内涵的文义性诠释也基本是清晰的,但可操作的指标却有些模糊,甚至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比如,研究型大学或教学科研型大学,在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教学人员与专职科研人员的比例、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重点学科及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及层次、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的情况,都没有一个相对精确或可测度的指标。还有诸如综合性、国际化等,也是在许多高校发展定位中经常涉及的,但什么样的高校才是综合性的,什么样的高校才是国际化的,目前是见仁见智,难以达成共识。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并不多余,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高校定位才有了具体的实施目标,才能促使高校的办学实践与定位保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