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特征及政府的责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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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的时间上,我国比西方国家大致晚了20年。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进入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时代,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相继实现了毛入学率15%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已经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不仅仅表现在启动时间的先后,更在于启动的动因和背景不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现有的高等教育基础,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模式将区别于西方国家。我国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主要动因是教育民主化思潮,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等理论构成了大众化发展的理论基础。而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府的行为。诚然,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后,也隐含着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强烈的需求,或者说政府在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了现有高等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现状,但就其启动及实施的过程来说,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

第二,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完成是在“高等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的理念下进行的,尤其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的范畴;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责任。而今天,在我国,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范畴,国家不可能也没有条件提供全部的教育投入,相反,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和“缴费上学”正在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我国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的国家,面对收费上学的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在观念上和经济承受力方面,对那些收入偏低的群体而言,都存在巨大的压力。对于我国二元结构社会现象,可以从国际上目前通用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基尼系数是一个描述集中度的指标,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中更经常用来描述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而在0.4以上则意味着进入警戒线。从上述基尼系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我国基尼系数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正是在农村,只有真正提高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大众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施,目前出现的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无疑会增加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难度。据国家计委报告,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8年为1.19∶1,1995年为2.2∶1,1996年为2.27∶1,1999年为2.65∶1,正在呈差距拉大的趋势。基尼系数的变化充分说明,我国二元结构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大众化)势必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适龄人口,而在农村适龄人口。基于这种现实,现行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是否超过了我国农村的人均收入,农民对学费的承受力是多少,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二元结构社会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第三,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还在于其完善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当社区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重视,并取得较快发展之后,美国基本上构建了比较合理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大量社区学院为底座的高教系统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奠定了很好的制度性框架。“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结构对后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很好的适应性。英国在《罗宾逊报告》之后,创办了40余所多科技术学院,撑起了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半壁江山。而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折射的是精英教育和计划经济的烙印,层次结构、区域结构、科类结构等不尽合理。

第四,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得益于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其中私立高等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美国,私立学校系统十分发达,既满足了规模扩张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在日本,大众化起步相对晚于西方国家,它主要也是靠私立高等教育系统完成了大众化的进程。然而在我国,私立高等教育还不够强大,人们对私立高校的认同程度偏低,私立高校办学层次偏低,能否承担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第五,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完成,基本是在自由“市场机制”下进行的,在整个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国目前还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中计划经济的色彩仍十分明显。因此,中西方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模式,必然引发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实际上是对业已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西方国家进行的一种分析,在侧重点上针对的是高等教育内部的若干重大变化。事实上,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诸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可能提供的条件,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以及高等教育体制对大众化的适应性,同时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等。我国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征,决定了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高等教育大众化受制于多种因素,其发展模式和道路在世界各国不尽相同。就总体而言,采取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进行大学制度创新;采取多元化的融资策略,教育介入资本市场;更新教育观念,采取成本分担的教育政策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政策调整。目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将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1)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同期财政性收入的增长速度;(2)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必须逐年有所增长(刨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3)各级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必须逐年有所增长(刨除物价因素)。但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据《199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上述比例1986年为3.84%,1987年为3.49%,1988年为3.20%,1989年为3.16%,1990年为3.10%,1991年为3.05%,1992年为2.99%,1993年为2.76%,1994年为2.60,1995年为2.50%,1996年为2.47%,1997年为2.54%,1998年为2.55%,1999年为2.79%。表2则反映了1989～1998年期间财政性教育总支出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而言,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远远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一方面高等学校办学条件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序幕已经拉开,并且有加快的趋势。据上海教科院高教所陈国良先生测算,到2005年实现毛入学率15%,高校平均每年要扩招100万人。按照政府现有对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计算,每年经费缺口高达400亿元。上述对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经费投入的计算,是按照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依据的。如果我国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按照现有的投入力度,教育经费的缺口会更大。诚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民办高等教育会获得较大的发展,政府的投入压力会相对降低,高等教育的产业运作也会开辟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政府具有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