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德育面对的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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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选择:一种社会哲学观

道德、道德教育作为人们的一种主体活动,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发展不是纯自然历史过程,它不是预成性,也不是按照某种单一线路向前进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自觉选择和历史创造性构成发展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处在社会历史转折关头时,发展会更加呈现出多种可能的路向,提供更为广阔的可能空间,人的自觉选择更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以这样的基本社会历史观来审视中国道德、道德教育的发展,那就不能将它视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认为存在着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预定的”、“客观的”发展道路,如认为道德必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经济决定论等等,而是要将之作为人的自为地寻求发展的过程,自觉选择和设计的过程。同样地,也不能把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路,认作是我们的“楷模”,亦步亦趋地步其后尘。

充分自觉地把握中国道德、道德教育发展的可能空间,这是作为自觉选择的前提。应当看到人们所面临的任何可能空间都会有它的现实限定性,为此,人的选择也总是基于现实的某种选择。转型期中国道德教育的可能发展空间首先是基于我们国家内部社会生活的变化,同时还应该看到在人类历史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其他国家、民族的相关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必将影响我国发展的过程,构成为发展中的一个现实因素,为我们开拓出新的发展可能空间,其中包括现代化先行的国家在道德、道德教育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一种“后发展优势”;增强选择的可能性,加强选择的自觉性,赋予历时性的发展以共时性的意义。俄国托洛茨基说过:“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容许甚至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样式,从而越过居间的等级系列。”[1]本文的论述就是基于上述的社会哲学观。

道德坐标轴心的转换:独立人格的培育

要把握当代中国道德、道德教育可能发展的空间,在这里所使用的方法就不是诉诸于绝对理念的假设,或是从形而上的道德观出发来进行思辨性推理。它要求我们对中国转型期所存在的普遍社会事实和现象(包括道德的)做出实际的考察,探明由这种事实、现象所揭示的诸种可能,用一种“实践理性”来进行价值的选择,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2]。

当前中国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是什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最基本的道德发展可能空间又是什么呢?

回顾20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不能不看到的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开始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从而也逐步挣脱了由血缘、地缘和由依附群体所联结起来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与隶属关系,开始可能以一种自由、平等、独立人格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经济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中来。这说明市场经济孕育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为现代独立人格的发展开拓出了新的可能空间,也是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可能空间。这样的空间为道德教育培养出一代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以及形成这种人格的各种内在道德属性,诸如自主、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品质,提供了选择的可能。

发展独立人格早已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先行者、鲁迅、胡适等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为“解放人性”而呼唤,为中国人争得“人的资格”而奋斗。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工业经济等发展不足,独立人格缺乏相应孳生的土壤,再加上两千多年占统治地位的抹煞个体独立性的“整体至上”的传统道德十分强大,体现独立人格的道德文化始终不占主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又使每个人隶属于他的组织,个人的一切依赖于组织,而以往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道德,也没有把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它的基本前提,于是,传统的整体主义道德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解放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所倡导的,其实质还是一种抹煞、乃至反对个人独立性的道德。为此,选择以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作为我们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基本取向,这是一种道德坐标轴心的根本转换,是中国两千多年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根本转型。将道德、道德教育的坐标轴心转向独立人格的

发育与培养,它的根据不仅在于具有其可能性,而且还在于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现为它是当代中国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

道德就其本义而言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建立的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手段。人之所以需要道德,根本上是为使人成为人,使类的自由本性得以高扬,使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得以确立,使自主、自觉、自尊等等自我肯定的人格属性得以涌现,在这基础上才能构成人与人之间的最佳结合,也才能满足人的诸种深层次精神追求与需要。只是人类长期经历了一种道德异化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道德变成束缚、限制乃至反对人发展的工具,变成消解独立个体存在的手段。它通过控制人的精神而扼杀人的独立性和进取心,否定人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意向和能力。在中国,这种吃人道德异化的历史尤为漫长,绵延至今还处处存在。

试看199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所载余卫国《奴才意识》一文:1999年9月27日上午,在陕西省黄陵镇中心小学四年级班上,一位22岁的数学教师,因葛同学未完成作业打了他两个耳光,并一脚踹倒。又令全班50个同学每人抽葛10教棒。谁抽得重谁受表扬,抽得轻者自己受10棒处罚。40多分无情棒打将葛同学打得大小便失禁,至今病休在家。到11月21日在教室要求全班打过葛的举手。全班同学都欢快地举起手来,后排的学生怕人看不见,站在凳子上齐声说:“我们打过”!以上一例也许是存在于当代中国教育中的极端之一例,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教育中好孩子的普遍道德标准还是听话、顺从、守纪律等等,独立自主,个性解放,还经常被视为异端,有独立个性的学生常要遭否定和打击。

再从当前人的主观意识看。一项规模较大的社会道德调查表明:独立性、尊重他人等等的品德,在中国人所推崇的品德中还居于相当的后位,其中独立性在26个选项中居第17位,尊重他人居第11位[3]。说明改革开放20来年,在国人的主观视域中独立性等等品质尚占不到它应有的位置。

正是这种个体独立性的阙如,唯上、从众、安分守己的社会心态,以及“不为人先”、“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处世态度尚弥散于当今社会之中,进一步消蚀了中国人的独立意识、创新精神、进取思想,导致了个体精神的萎缩,弱化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这种缺乏独立人格的个人在对待他人时也难于将他人当作独立人来对待。诚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一条道德的绝对的命令,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自尊、自重才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同具相等价值、相同平等地位、同等机会的独立一员来对待,这种对待他人的视界是正义感的来源,也是道德产生的根基。由于独立人格的发育不成熟、不健全,依附性人尚普遍存在,人还没有真正脱离他所属的血缘、地缘、群缘等等关系的脐带。在对待他人时,人们往往从中国特有的关系序列出发,凡是从这种关系序列中通不过去的,都可能成为被排斥的他者,变为非伦理、反道德的实践对象。这也即是说,从依附性人格中无法演化出公正、正义、平等等等现代人所拥有的公共关系道德准则。这种依附性人格特质也正是当今社会生发种种丑恶、腐化现象的原因之一。“熟人好办事”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处世“真理”。它腐蚀人的心灵,使由教育所晓喻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在现实生活中都化为“空话”。这是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选择独立人格的发展作为当今道德、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它的合理性不仅立足于人格和社会发展之可能,更在于它的现实需要。这种自觉选择必将导致道德坐标轴心的转换,引起道德和教育领域的强列震荡,也会遭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但中国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也只能作出如是选择,既然历史已为我们开辟了这样的可能性,人的自觉性就要把它转为现实的存在。

共生的理念:对个人主义的超越

独立人格要作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自觉选择的目标,还需要解决一个合理性的问题:我们所要建构的独立人格是否以西方现代化先行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为其模型?在人类生存方式及思维方式已经发生新的转型时代中,独立人格的发展又出现了何种新的可能空间?中国道德教育将以何种独立人格的发展模型、发展取向作为自觉选择的目标?“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个人主义这个词通常用来刻画现代精神与社会及其机构间的关系的特点”[4]。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个人主义是以近代物理学原子论为其方法论依据的,这种方法论把整个宇宙视作为由许多彼此分离、互不联系的原子所组成,同样,人的世界也是由彼此分离的、孤立的、封闭的单子式个人所组成。莱布尼兹就把个人视作为“单子”;而克尔凯郭尔所阐发的人格就是“孤独个人”,认为只有“孤独个人”才是具体的、唯一的、具有真理性的;霍布斯认定“人对人是狼”,是互相之间不可理喻不可沟通的。这种单子式个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主客体关系上,是相互之间对立的,是以占有客体为目的的;表现在与其他主体关系上,是排他性的,是以他人为工具的;在自我关系上,“自我”等同于他的占有物,人被物化、异化。个人主义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据主要是以追逐金钱及物质私利为本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存在,也由于在一定发展阶段中人与人之间的世界性普遍交往关系尚未充分展现,从而导致人的发展的局限性。

如今,这种个人主义人格已经遭到种种社会现实的批判。由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而引发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的痼疾,更有甚者,为追逐私利而导致的现代战争、生态危机等等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最为根本的是近一个世纪来人类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生存形态的革命,如佩鲁所说的“人的革命”,它使个人主义型态人格逐渐失却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生存形态的革命首先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中。不论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冲突和矛盾,不论人们能否自觉地意识到它,作为一个基本事实,这种一体化的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拉力,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紧紧地拴在一起,使人们之间发生了互相不可分离的关系。其次,当代交往格局的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增加了各种信息知识与文化共享的可能。信息和知识的特性是它们不受限制地流动,并具有无限扩大的能力,它为每个个体自由平等地获得信息与知识开辟了道路,它也为不同个体之间达成共识和相互理解创设了条件。随着个人电脑的逐步普及,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信息的交流超越了任何时空、对象的限制,交往的范围普遍到全世界、全人类、交往的速度缩短到顷刻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由他们自己编织而成的四通八达的大网,在其中各种对话、交流和沟通成为当代人普遍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再次,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人们所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问题,每个人的利益都面对着人类根本命运的理性抉择,在它的拉动下,更把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单子式个人正逐步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作为个体的人正朝着与他人共在的生存方式前进。与此同时,人们对单子式个体范畴得以建立的原子论方法论也开始做出了反思与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有机论方法论。其中如“共在”、“主体间性”、“共生”(conviviality)、“关系性自我”等等,开始成为理解人、建构人的新的概念范畴,成为一种新的人格理念。

当代的许多哲学家都对这种关于人的新范畴、新理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胡塞尔认为作为每个人的“自我”,都拥有一个共同世界,世界既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自我与他我通过拥有共同世界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单一的主体性也因之而过渡到主体间性。海德格尔则把“在世”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也即在“此在”中渗入了世界与他人,企图说明个人不可能单独、孤立地存在,他总是与他人他物不可分割地在同时、同一世界中存在[5]。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个人之间具有的关系,交往的目的是建立主体间性,形成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还有一批后现代哲学家,如格里芬(Griffin,D·R)、凯瑟琳凯勒等人则把每个个体看作是一种“关系性的自我”,他们针对原子论单子式个体的观点,以新的有机论指出所有的实体都跟所在的世界之中的其他实体分享着内在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交融、渗透、影响,根本不存在不能穿透的界限,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都是个人人格的内在、本质的构成性的东西。而“共生”的理念则是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论在确认异质者“共存”的基础上,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间通过相互开放而建立起来的积极关系。

上述有关个人的新的诠释说明了在哲学思维中的人之转向,诚如有的学者所总结:“从笛卡尔以来,哲学家一直在绞尽脑汁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客体的。但是直到20世纪,哲学家才开始提出这个更难以理解的问题:一个主体是怎样完全与正在作为另一个主体相接触的”。简单地说,当今哲学所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体是如何进入其他个体之中的,以达臻自我与他我的某种整合。为此,对话和交往就成为当代突破单子式个体的重要哲学范畴。把对话和交往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个体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得以消解、扬弃,个人的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创造性,也使得建立在个体独立性基础之上的视野融合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当代对“个人”范畴的重新建构,其实质在于寻找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完整人格、人性,赋予独立人格以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当代的独立人格不再是单子式个体型的,而是共生(共在)型的。这种独立人格的基本心性结构当是由与他人的深切统一感以及与自然的深切统一感组合而成,这种统一感包括了“共同”和“共容”两重意义。从教育的角度看,首先,要使学生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正在出现并扩大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以及正在形成着的共同规则、共同伦理,这些都是一个现代人所必须承认和遵守的;使他们了解当代人类发展中所具有世界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不忘人类发展的大目标”[6],对于有背于这种大目标的,或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招牌下所推行的各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次,当今的世界和社会又存在着多极主体,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追求,在这种多极格局下,每个个体要承认“自我”和“他者”共在一个“生态圈”之中,其中每一个对另一个来说也许都是不可或缺的。物种的持续发展依靠“共生”来维持,同样,人和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也需要有不同取向、异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共生、共荣,才能创构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为此,培养学生具有一种生存的同一感,学会“走向他人”,学会与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共容于一体,在追求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目标下,做到对他人的尊重、宽容、关怀、理解,学会通过对话、沟通,克服狭隘的文化、价值偏见,从而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7]。这种包括“共同”与“共容”的价值思维,正成为教育学的一种时代性的思维,近20年来由当代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已开始成为当代各国教育的主题。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面临的是一种双重的选择:一方面它要以形成独立人格作为它的主要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又不可能不受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不可能游离于整个人类发展的逻辑之外,它也必定面临把人推向共在型人格的发展使命。同时,在当前的中国,那种因个人主义无限膨胀而造成的种种恶果,引发的种种危机也已经明白地向人们警示着单子式个体的个人主义之路:“此路不通”。

当代中国所要培养的决不是单子式的独立人格,而只能是共在型独立人格。这种共在型独立人格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各点:其一,它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他能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而不是顺服、委归于各种依附关系;其二,这种独立性是以承认他人的独立性,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正为其规定性的,正是在这种普遍独立性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其三,共生性是一种新的人的结合关系,这种新的结合关系不是依附性关系的回归,而是它的否定之否定。它既内涵着独特性、多样性的个体价值,同样也显示当代人在价值上的普遍相关性;其四,这种共生性也不是追求完全的同质性,它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对于异质文化的理解、宽容、对话与沟通当成为一代新人的至关重要的品质。

中国的道德教育、价值教育所要走的也许是一条前人所从未走过的道路,它需要的只能是探索,是创造,是自觉的选择。任务艰巨,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