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生源区域流动案例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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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流动性是人才资源的固有特征，是人才开发的重要前提。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经指出，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是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办法。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主要场所，理应在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并促进其合理流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就博士生的流动而言，主要包括生源流动和就业流动两个方面。其中，对于博士生就业的流动，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发现，学源地在中部地区的博士生更多地选择到东部地区就业，而其他学源地博士生首选在学源地就业[2]。因此，博士生生源流动最终会通过就业流动的“传递效应”对人才流动带来重要影响。此外，研究生生源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对提高生源质量、优化生源结构，进而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济大学徐佩珍曾撰文指出，若一个学生常年只在有限的地域、空间从事同一个学科、专业，那么他所接触的研究者和研究课题都会相对单一，其知识视野和思维方法无疑会受到地域文化、学科条件、导师人格等因素的框箍和限制，与外界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缺少交流和更新，在行为方式上缺少不同模式的冲击和磨合，个性得不到应有的张扬，怎么可能成为富有创新精神、全面素质的人才呢？[3]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别强调，2010-2012年要“基本建成较完备的国家级和省级教育基础信息库以及教育质量、学生流动、资源配置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等监测分析系统”。一些培养单位也开始了促进研究生生源流动的实践探索。例如，中南大学2010年推出博导自主选拔博士生新政，规定导师自主考核选拔的对象为外校应届硕士毕业生，其中改善学缘结构、促进高校之间人才流动及交叉培养是主要着眼点之一。2011年4月1日，中南大学等18所高校代表就加强优秀生源互推工作达成共识，签订了《高水平大学优秀研究生生源互推联盟框架协议》。由此可见，研究生生源流动状况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但目前有关人才流动问题以高校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研究最为常见，而研究生生源流动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研究生生源的流动大致包括跨专业流动、跨学校流动和跨地区流动三种类型，本文利用2006年博士学位授予信息数据库，重点对硕士到博士阶段的跨地区流动进行实证分析。

二、样本说明

本文采用数据来源于2006年博士学位授予信息数据库，选择入学前具有硕士学位的博士毕业生作为统计样本，直接攻博和硕博连读的样本不包括在内，并对博士培养单位信息缺失样本进行了剔除。实际样本总计22376人，占当年实际博士学位授予人数（33305人）的67.2%。实际样本中，籍贯缺失26人（占0.1%），大学培养单位缺失2404人（占10.7%），硕士培养单位缺失2007人（9.0%）；海外大学毕业43人（0.2%），海外硕士毕业113人（0.5%）。本文对所在地的界定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计量单位，选取学生培养单位的实际所在地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位授予单位所在地进行统计，如，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归入上海市。样本博士培养单位的地区分布如表1所示。表1样本博士培养单位地区分布

三、博士研究生跨地区流动的统计描述

（一）流动类型学生完成博士学业，一般情况下会产生籍贯地、大学所在地、硕士所在地和博士所在地四个以省份为单位的不同空间组合，见表2。总样本中在籍贯地完成从大学、硕士到博士整个学习过程者3740人，约占1/6；在籍贯地获得博士学位者5826人，约占1/4；在大学所在地获得博士学位者8083人，略高于1/3；在硕士所在地获得博士学位者11259人，约占1/2。数据表明，博士学习地区选择上对硕士所在地的依赖性明显高于大学所在地和籍贯所在地，如果考虑到样本中没有计入的硕博连读生，三者之间的差距将更大。表2不同阶段同一所在地人数比例统计英国学者菲戈安（AlessandraFaggian）等根据大学生家庭所在地、学校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情况将大学毕业生的流动分为不动（Stayer）、前期流动（Sticker）、后期流动（LateMover）、返回流动（ReturnMigrant）和继续流动（RepeatMigrant）五种类型。[4]借鉴该分类方法，同时为简化分析，本文仅选择大学所在地、硕士所在地和博士所在地进行具体考察，则博士学位获得者从大学到博士阶段的流动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1）不动：是指学生在大学所在地继续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习，未发生任何流动；（2）前期流动：是指学生由大学所在地流动到其他省（市）就读硕士，而后留在硕士所在地获得博士学位；（3）后期流动：是指学生留在大学所在地就读硕士，而后流动到其他省（市）获得博士学位；（4）返回流动：是指学生首先由大学所在地流动到其他省（市）就读硕士，而后又返回大学所在地获得博士学位；（5）继续流动：是指学生首先由大学所在地流动到其他省（市）就读硕士，又流动到大学所在地和硕士所在地之外的省（市）获得博士学位，共发生了两次流动行为。五种流动类型的特征和流动次数如表3所示。表3博士学位获得者空间流动的五种类型根据以上分类方法，如表4所示，总样本中不动者7207人，占32.2%；前期流动者4052人，占18.1%；后期流动者6834人，占30.5%；返回流动者876人，占3.9%；继续流动者3407人，占15.2%。数据表明，尽管在大学所在地获得硕士学位者高达62.8%，但在此后的博士阶段有近一半人选择了离开；而硕士阶段一旦离开大学所在地，再返回该地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非常低，大有“一去不回头”之意。表4博士学位获得者五种流动类型的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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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蒋雪莲 17:34:06

（二）流入流出统计本文将博士流入界定为外地硕士毕业生到本地就读博士，流入率等于“非本地硕士生源人数÷本地博士总数×100%”；将博士流出界定为在本地硕士毕业后到外地就读博士，流出率等于“本地硕士毕业后在外地获得博士人数÷本地硕士总数×100%”。同时，考虑到宁夏、海南、贵州、西藏4个地区没有博士授予样本，而青海和河南的样本数仅分别为8人和21人，故下文仅对我国上述6个地区之外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统计分析。首先，从流入来看，选定25个省区的平均流入率为49.7%，即外地生源占博士总人数的一半。根据流入率的高低大体可以划分为高流入地区（流入率60%以上）、较高流入地区（流入率在40-60%之间）、较低流入地区（流入率在30-40%之间）和低流入地区（流入率30%以下）四种类型。其中，高流入地区包括上海、浙江、广东和北京四个地区，平均流入率为65.2%；较高流入地区包括江苏、四川、天津、辽宁、福建、安徽和重庆七个地区，平均流入率为49.9%；较低流入地区包括江西、云南、湖北、湖南、陕西、山东和甘肃七个地区，平均流入率为34.9%；低流入地区包括山西、河北、吉林、广西、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七个地区，平均流入率为20.1%，见表5。表5按流入率的区域划分其次，从流出来看，选定25个省区的平均流出率为42.6%，即到外地读博的硕士占硕士总人数的四成以上。根据流出率的高低大体可以划分为高流出地区（流出率80%以上）、较高流出地区（流出率在60-80%之间）、较低流出地区（流出率在40-50%之间）和低流出地区（流出率40%以下）四种类型。其中，高流出地区包括江西、广西、新疆和内蒙古四个地区，平均流出率为88.9%；较高流出地区包括云南、山西、河北、甘肃和山东五个地区，平均流出率为71.6%；较低流出地区包括安徽、重庆、湖南、辽宁、福建和四川六个地区，平均流出率为47.7%；低流出地区包括陕西、上海、吉林、湖北、浙江、黑龙江、广东、江苏、天津和北京十个地区，平均流出率为31.7%，见表6。表6按流出率的区域划分依据流入率和流出率的综合表现，可以将选定的25个省区划分为高流入低流出地区（Ⅰ类）、较高流入较低（低）流出地区（Ⅱ类）、较低（低）流入较低（低）流出地区（Ⅲ类）、较低（低）流入较高（高）流出地区（Ⅳ类）和低流入高流出地区（Ⅴ类）五种类型。其中，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广东和北京四个地区；Ⅱ类地区包括天津、江苏、辽宁、安徽、福建、重庆和四川七个地区；Ⅲ类地区包括湖北、湖南、陕西、吉林和黑龙江五个地区；Ⅳ类地区包括山东、甘肃、云南、河北、山西和江西六个地区；Ⅴ类地区包括新疆、广西和内蒙古三个地区，见表7。表7按流入流出率的区域划分在上述各地区中，新疆、内蒙古、广西、江西2006年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都不超过100人（见表8），但这四个省份的硕士教育都有一定的规模，其硕士授予数/博士学位授予数之比分别为51、37、89和44，这些省份的硕士毕业生必须向外流动才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因此这些地区的高流出率是可以理解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陕西、吉林、黑龙江四省2006年的博士授予规模均超过1000人，湖南省博士学位授予数也接近1000人，但流入率和流出率均比较低。广东、浙江两省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与上述五省基本相当，但却属于高流入地区；四川、辽宁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也与上述五省相当，但属于较高流入地区。由此可见，影响生源流动的因素既包括教育资源分布情况，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广东、辽宁、浙江均为经济发达省份）。山东省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博士教育资源相对丰富（2006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为1030人），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2006年GDP排名全国第2，人均GDP排名全国第7），但却属于较高流出率和较低流入率地区。

四、结论及建议本文基于2006年全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样本的流动性分析表明：

第一，博士生源整体流动率较高，但流入、流出率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虽然生源流动是改善学缘结构、培养学生创新素养的重要途径，但鉴于直博、硕博连读等长学制对博士生培养质量也有诸多优势，流动率的合理区间尚无定论，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非常有限。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教育部等机构对1999年23153名可获得信息的美国本土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在出生地（州）完成从高中、大学直到博士整个过程并且计划在本地就业的比例为13.4%，在大学所在地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为31.2%。[5]如果考虑到美国有50个州和1个特区，远多于我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我国博士生源流动率与美国相比并无明显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分析时选择出生户口所在地代替籍贯所在地更为合理；其次，本研究中的流动专指跨省流动，校内跨学科流动和省内跨学校流动包括在不动者中，如果完整考虑这些因素，则流动者的比例应该更高。

第二，学生在选择博士培养单位时对硕士所在地具有更强的依赖性。为什么在博士学习地区选择上对硕士所在地的依赖性明显高于大学所在地和籍贯所在地？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大学和硕士而言，博士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其次，对于原本有流动需求的部分学生而言，经过大学和硕士阶段两次选择，可能既定的流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如在大学所在地获得硕士学位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继续在该地攻读博士学位；再次，相对大学和硕士来讲，导师在博士招生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考试科目基本都由本单位命题，选择报考硕士所在地的培养单位，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便捷、成本更低，被录取的可能性也更大。

第三，教育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生源流动的主要因素。在解释人口流动的原因方面，人口学上最重要的理论是“推拉”理论。最早系统提出这一理论的美国人口学家唐纳德•博格（D.J.Bogue）认为，劳动力迁移可能是因为有利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拉力”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不利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推力”造成的。[6]就博士研究生的跨地区流动而言，“推拉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不同地区流入率和流出率的差别可看作是教育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博士教育资源充足、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会形成吸引生源的“洼地”，产生对外地硕士的拉力；相反，博士教育资源匮乏、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会形成排斥生源的“高地”，产生对本地生源的推力。

第四，政府在促进研究生生源流动中应发挥更大的宏观调控作用。要引导博士毕业生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合理流动，一方面要加强这些地区自身在人才引进、使用等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流动能力、流动机会、流动成本等方面的影响，学校所在地就业往往是博士毕业生的首要选择，研究生生源的合理流动无疑是促进毕业生就业流动的重要环节和保障。因此，鉴于我国目前博士生教育的区域分布比硕士生教育更不均衡[7]，是否需要在坚持博士生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院高校培养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博士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是否需要借鉴硕士招生中的地区倾斜政策，是否需要实行奖助学金的地区倾斜政策等等都是政府层面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