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师范建立与生活教育运动概述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镇师范建立与生活教育运动概述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本文作者：王文岭单位：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

广东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时期及其胜利后，广东主政者李济深、陈济棠都非常重视通过教育开启民智。特别是陈济棠在建设新广东的实践中，对乡村建设尤为重视，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乡村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而现代乡村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离不开新式乡村师范的建设。广东新式乡村师范的建设，又与同期中国生活教育运动紧密相连。陶行知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晓庄创办乡村师范，试验生活教育理论，发动了一场历时20年的生活教育运动。我们可以这样说：陶行知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是从乡村教育之母──乡村师范教育的鼎故革新开始的。1930年代全国各省兴起的乡村师范大抵皆以晓庄师范为范本，汇入了生活教育运动的洪流。广东省因其主政者的重视，新广东建设的需要，乡村师范的建设与发展十分迅猛，在乡村教育史上，在生活教育运动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一、广东乡村师范建设之举措

1928年，梁漱溟应李济深、张难先等人之邀南下广东进行乡治试验。同年，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孙中山元帅府秘书长的黄节又应李济深之邀南下广东，担任教育厅长，同时兼任省政府委员、通志馆馆长。8月5日至13日，广东省教育厅在中山大学礼堂召开全省教育会议，讨论应兴应革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始有筹设乡村师范学校，培植乡村师资之设想。12月21日，在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上，黄节提交的关于筹设乡村师范学校一案获得通过。在该提案中，他提出筹设乡村师范学校的理由有三：（一）查本省现在就学儿童，连私塾至多不过70，2569名，若与人口相比，失学儿童至少有547，5882名，故欲推广义务教育，必须添设小学。但现在小学教师，仅有3，9403人，连各师范生合计，亦不敷分配，相差至少16，7647人。（二）乡村人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国人莫不承认，故其关系国家，实非常重要，况其纳税之多，贡献之大乎。就本省而论，每年沙田田赋合计平均有二七七四元，农民纳税负担既重，受教育之机会似不应后于城市。（三）教育为专门事业，欲求效率之增进，必须专门研究。乡村教育之为一种专门事业，教育界未有不承认者，故当设专门研究之机关，训练专门之人才。基此三理由，乡村师范学校有设立之必要。[1](P95)

此次省政府会议以后，教育厅立即着手乡村师范学校筹备工作，定校名为省立第一师范，聘定何剑吴为校长，成立筹备委员会，选定邻近广州市之番禺县江村为校址。该筹备计划呈报省政府，经1929年2月5日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130次会议讨论通过。这次会议还作出两项决定：一是考虑到教师和设备之充分利用，将原定招生一班扩大为两班，并于春季招生开学；二是允准派遣何剑吴和省督学陈良烈往赴乡村师范建设较发达的江、浙两省考察。[1](P149)2月17日何、陈二氏北上江、浙及上海市考察乡村师范建设，历时一个月，于3月16日返回广东。陈良烈著有长篇报告记述此次考察的前因后果及经过，在报告书的开篇《缘起》一节中说：

民国十七年度下学期，广东省教育厅，筹设广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于广州市附近之江村，委何剑吴为校长，并派赴江浙各地考察乡村师范教育，以资借镜。同时为提倡乡村教育，推广乡村师范起见，对于办理此类学校之宗旨、组织、学制、课程等，有制定颁行之必要。惟广东自兴学以来，一切计划与实施，多注意于城市，而未及乡村，此类学校之编制，尚无规定。而江浙人士，首倡乡村教育，创办乡村师范，两年以来，渐具成绩，楷模先树，举国从风，其教育理论与实施方法，常有可采者，故派良烈偕同一师校长何剑吴，前赴江浙，详加考察，并将考察所得，编述报告书，以供将来编制乡村师范各项规程之参考。[2]

该报告书不仅将所考察的乡村师范办学宗旨、组织架构、学制和课程等作了全面地介绍和比较，且在篇末《意见书》一节中，对广东师范教育存在的问题，今后参酌借镜南京晓庄乡村师范而应走的路径提出两点建议：

一、由省立第一师范实行原定计划，从速开办乡村师范师资科，由教育厅通令各县选派中等以上毕业程度学生，入校研习，所有膳宿各费，概由学校供给之。

二、由各县选取中等以上毕业程度学生，派赴南京晓庄学校修业，其经费由各县津贴，或由省库酌予补助之。[2]

陈良烈关于选派中等以上毕业程度学生到晓庄师范学校修业的建议是否为教育厅和各县当局采纳，今已难知其详。即便采纳，也因晓庄师范不久于1930年4月被国民政府强行解散而不能实现。但省教育厅采纳了陈氏建议，“由省立第一师范实行原定计划，从速开办乡村师范师资科”，而且聘请晓庄学生程本海、陈锦昌到广东龙川、鹤山等地，以晓庄模式指导、办理乡村师范。此项内容留待下文介绍。

1929年，李济深因政见与不合，被蒋氏软禁在南京汤山，梁漱溟、黄节因此相继离开广东。但是，广东继任者陈济棠，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做强广东，拥兵自重，把建设和发展广东作为工作要务，发展教育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1929年11月省教育厅训令，通饬全省各县、市长负责筹集经费，限于1930年8月以前成立乡村师范学校各一所。但有部分县市因经费筹措困难，未能如期完成。1932年1月23日，省教育厅再次第二二0六号训令，一面重申前令，一面放宽要求，指示克服经费问题的解决办法：“如一时无力单独举办，得联合邻县共同设立。”[3]

广东乡村师范建设自1928年发动，迄止1933年，经过五年努力，各类乡村师范学校相继成立，计有公、私立独立办学者46所，附属于中学或省立师范学校的乡村师范科28所。[4]而教育部公布的同期全国乡村师范学校及附属乡村师范科数量，计有公立者94所，已立案和未立案的私立者31所。[5](P27)当然，限于当时条件，统计未必完整，但多少能够反映当时的基本情况。广东一省兴办乡村师范学校的数量占全国总数之一半有余，其力度之大，成绩之可观，实为全国所罕见。

广东一省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数量，在短时间内远超江、浙两个首倡省份，成就之巨大，发展之迅猛，大体来说，不外两大原因：

（一）就全国乡村教育运动背景而言。清季废科举，兴学堂，旧式塾师已不能胜任新学，新式师范教育随之产生。但由于师范学校大都办在城里，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到乡间；又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农村经济濒临破产，中国乡村教育相伴着乡村社会一并走向凋敝。受到欧美发展乡村教育以发达乡村社会之启发，开展乡村教育运动的思潮在知识界酝酿。1919年余家菊撰文《乡村教育的危机》，把危机的乡村教育推到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前台；次年又撰文《乡村教育运动的涵义和方向》，提出乡村教育运动首先要“向师范学校去运动”，呼吁为乡村学校培埴师资。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国民师范，为乡村培植师资，而江苏五所省立师范则于1922－1924年间先后在乡村设立分校，并成立师范学校乡村分校联合会，旨在加强联络和研究，共谋师范学校农村分校教育上之改进和乡村教育之发展。1926年陶行知撰文，肯定江苏乡村师范学校之建设，认为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但还必须迈出第二步，即如何充分运用乡村环境来培植乡村师资，发展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社会。不迈出第二步，就“绝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6](P242)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简称晓庄师范），迈开了乡村师范建设的“第二步”，并厘定办学旨趣为：“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健康的体魄；四、艺术的兴趣；五、改造社会的精神。”创办未甫一年，名动全国。1928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27日全体与会代表到晓庄师范参观。[7]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乡村教育的相关议案。浙江教育厅蒋梦麟、刘大白率先请陶行知派出学生操震球、程本海、方与严等，按照晓庄模式，在浙江创办湘湖乡村师范。遗憾的是1930年4月南京晓庄师范被国民政府强行解散，波及江、浙两省的乡村师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浙两省乡村师范的发展。但是江浙两省乡村师范建设，为全国各省所借镜，并为1930年代乡村师范和乡村简易师范的大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提供了具体的办学范式。

（二）就新广东建设而言。广东偏居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南京。李济深主政广东，更多的考虑是军事、政令的统一。据梁漱溟回忆，1928年梁氏抵广州，与李济深有一段对话，李自称“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是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8](P73)尽管如此，李氏还是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治试验，还是支持黄节等人教育革新的设想。1929年初，陈济棠受命主政广东，他深知在和南京政府的周旋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建设广东，稳固根基的重要，大力开拓李济深建设广东的路径，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厘定计划，于1932年颁布《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在施行程序方面，强调建设之先，需要罗致人才，并通过教育训练需要之人才。陈济棠人才为先的发展方略，助推了广东教育的大发展。[9](P140)经过数年的经营，陈济棠割据广东，赢得了“南天王”、“南霸天”之称号。陈济棠之于李济深，在新广东建设方面的思路，在于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乃强省之本，发展乡村乃是富强广东必由之路。因此，在江、浙两省乡村师范的建设发展因晓庄事件而阻滞之际，广东趁势而上，获得发展的先机。

二、乡村师范建设之理论指导

广东乡村师范办理之成绩，已如上述。乡村师范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可观，但最要者在于能否培养出真正的适合乡村需要的教师，能否培养出担当乡村社会改造的乡村教师，这往往取决于其办学的宗旨、理念、途径与方法。师范学校办在乡村，只是师范下乡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能否运用乡村环境，以及如何运用乡村环境，以培养真正之乡村教育人才，才是乡村师范建设之关键所在。而陶行知依据其所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办理南京晓庄师范，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学说，最为国内新教育论者所称许。1928年5月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即于5月27日参观晓庄。此后，晓庄之学生亦分赴多地创办乡村师范或乡村学校，传播生活教育理论，并发扬光大之。晓庄学生最早应聘赴广东创办乡村师范者，是程本海和陈锦昌。

程本海，安徽绩溪人，胡适同乡。早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译，主持安徽在沪同乡会主办的《徽音》杂志编辑工作，与陶行知多有交往。1927年，他放弃了中华书局编译之职，追随陶行知到晓庄师范做一师范生，从此走上了投身乡村教育的道路。1929年陶行知应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之请，委派晓庄师范学生操震球、王琳和程本海赴杭州，创办浙江第一所乡村师范──湘湖乡村师范。1930年夏，程本海应广东龙川县立第一中学之聘，前往主持办理乡村师范科。同年10月2日，程本海对龙川县立第一中学师生发表第一次讲演，引用陶行知《中国教育必须改造》一文，批评乡村教育是教乡下人向城里跑，教育与乡村生活分离，学校与乡村社会分离；他全面介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同时提出“学校即龙川，龙川即学校。”其实施的方法便是教学做合一。[10](P5-7)11月15日，龙川全县教育工作者召开第二届年会，县立第一中学前任校长张镇江登台发表演说称：“我们过去所办的教育可以说是猪仔教育，我们做校长的好比叫猪仔头，学生们好像是猪仔一般，想起来真罪过。倘再这样办下去，不但不能把这猪仔生意做发达，简直非倒闭不可……但是现在我要恭喜大家，我们发现了一条生路，便应该把这多年的猪仔生意赶紧收歇重新换过新方法才对。就是本县新聘请来的一位程本海先生所主持的乡村师范学校，有正确的目标，有创造的精神，并且用的是教学做合一方法，提倡生利的教育，那才是真给我们一条生路了。”[10](P10)

程本海为龙川乡师制定了教育目标，在晓庄师范五大目标之外，加一“专业的修养”“，所谓专业的修养，就是当小学教员的，要始终负责，不可见异思迁，应认定教育为终身事业，知志靡他。”[10](P17)他把陶行知1928年在晓庄寅会上提出的要给农民烧心香，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他提出龙川乡师的使命是“：应该造成全县教育的中心，为全县教育产生许多生力军，以推动全县文化，并改进农民生活。”[10](P18)基于如上的目标和使命，龙川乡师必须加强社会教育、成人教育以指导毕业同学。在具体的实施中，移植晓庄师范和湘湖师范的办学模式，比如开辟农场、农友访问、朝会、民众茶园、识字运动、恳亲会、自治竞赛等等。1932年11月30日，广东教育厅督学黎钟到办学两年有余的龙川乡村师范视察，并发表演讲：“看了贵校的情形，实在是东江各县的乡村师范中最好的一个。”他批评有的乡村师范只是空挂招牌，同时肯定龙川乡师“虽经费不甚充足，但在课程、设备、活动以及教职员的管教，都很适当。我非常的满意……其次就是贵校设备的妥当，处处都可以看出程校长和各位教师用力的精神。各同学在程校长和各教员指导之下，是最好的机会，所以各同学要格外努力才好。”[10](P46)

陈锦昌于1930年应鹤山县教育局长宋森之请，主持鹤山中学乡村师范科的筹创，其办学指导思想及具体做法也是从南京晓庄师范移植过来的。它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教的方针，把学生分为“前方”、“后方”两组，一半人到挂钩小学去当教师，一半人留校学习理论与文化，三个月轮换一次。让学生学以致用，教学相长；将学到的理论知识马上拿到实践中去检验运用，又带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回校继续钻研。学校办了农场和手工工场，学生在学文化之外还要定期参加劳动。要求学生和农民交朋友，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责任感、献身精神与艰苦朴素的作风。乡师办了四届（1933年后奉省教育厅指示单独开办简易师范），毕业生160多人。他们是鹤山县自身培养的第一批师范生，毕业后大多数加入教师队伍，充实了鹤山小学教师的数量，提高了质量，对发展鹤山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11](P100)

晓庄学生将晓庄师范的办学模式移植到广东，将晓庄生活教育理论传播绍介到广东，更重要的是为本地培养了一批用生活教育理论来指导办理新式乡村师范和乡村教育的人才，且影响了本地教育界的一些重要人士。省教育厅督学在考察各地乡村师范办学情形时，大多能自觉地运用生活教育理论，指导办学实践。1931年底，省厅派督学赴各县市考察，其中对乡村师范尤为重视。督学陈良烈视察三水、顺德、番禺、南海和中山诸县后，在视察报告书中就番禺县立乡村师范建议说：

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广州，一切环境，均属城市化，名实不符，拟请饬令限制二十年度第二学期始以前，设法迁离广州市，另觅县内乡村适宜地点，切实办理以期养成真正之乡村教育人才，而适应地方需要。[12]

同时，省教育厅另一督学韩国钧亦在视察东莞、增城、惠阳诸县后，就东莞县立乡村师范建议说：

该县县立中学附设之乡村师范班，即名为乡师，应确有乡村环境与设备，乃能名符其实。拟请饬令该校选择适宜地点，增设农场，扩充设备，俾资实习，以期养成真正之乡村师资，适应地方之需要。[13]

生活教育理论在广东的传播与试验，对于广东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1932年4月8日，伍朝枢在赴任琼崖特别区长官时，致信陶行知说：“闻执事年来在宁办一晓庄师范，成绩斐然，不知能否屈驾南行，指导一切。”[14](P261)陶行知因在上海致力于科学下嫁运动，未能南行。同年，陈济棠派驻南京特派员杨德昭，聘请原晓庄指导员潘一尘带领十余学生到其家乡广东大埔县主持百侯中学的办学，运用生活教育理论，开展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理论在广东之生根开花，极大地推动了广东乡村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