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职业教育改革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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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间阶层”的内涵和特点

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是个舶来词，其定义及内涵众说纷纭。按照以研究美国中产阶级而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教授的观点，区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再是“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他们最大的资本就是他们的头脑，因此，传统中产阶级向新中产阶级的转变，一是从有产向无产转变，一是从财产分层到职业分层转变。米尔斯认为，职业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与阶级、阶层地位直接相关，也包含着对他人的某种程度上的权力[1]，意即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而更多依赖“组织资本”（即管理权力）和“文化资本”（即专业技能）来获得其社会地位。西方研究者一般认为，新兴的中间阶层有以下共同特征：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者为主；具有较高学历，接受过专业化训练；以工资、薪金谋生的被雇佣者；程度不同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政治态度温和、保守，追求民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社会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行为教养以上层社会为马首，讲究格调、品位；价值观念上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拥有体面生活的私有财富、闲暇时间及消费能力（如私家车、私产房、携家人旅游、度假，等等）[2]。以此为标准，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是“大众”的代名词。在美国，约80%的人群被视为中间阶层。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一些新型的社会职业应运而生，出现了类似西方现代化社会结构中的“白领”阶层群体。为此，学者和网民曾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定义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不过，人们似乎普遍接受对中国新兴阶层的“受过良好教育，有令人羡慕的高薪职业”这一特征的描述，“受教育特点或者说对于文化资本的重视是人们对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界定之一”[3]。因此，研究者认为，中国“新中间阶层的最大特点是占有文化资本，他们是以脑力劳动谋生的受雇佣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4]。

搜狐财经曾通过大量网民调查，得出一个对中国“中间阶层”相似的定义：“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5]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当今社会的中间水平。2006年中国政府对所谓的“中间阶层”进行了正式的官方调查，主持这项调查的是隶属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国情研究会。调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为“新中间阶层”大致勾勒了如下形象：“具有较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以工资薪金谋生；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拥有生活必需的体面财富、闲暇时间。”[6]中国中间阶层究竟具有哪些普遍特点呢？

笔者从有限的资料中总结出以下两点（除了相近的经济地位之外），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其一，中间阶层极为关注文化资本的积累。对广大中间阶层而言，他们得以栖身“中间阶层”靠的是“教育取得”或称为“文化资本取得”。在中国，文化资本的体制化特征特别明显，可称为中国的“学历主义”———学历文凭在社会和人力市场中所体现的价值尤为明显和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拥有的学历文凭，在人力市场转化为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的同时，反过来促进文化资本的增加”[7]。由于这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今天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靠个人后天的努力，以智力、能力的不断提升获得的，因此，他们不仅关注自己教育、培训的机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与职业发展。其二，中间阶层人群有相似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追求知识；重视品德、文化以及艺术修养；极为重视职业的发展；关注自己的经济地位及变化，害怕贫穷；追求和平、平等、民主；关心环境、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等。这些价值观将通过家庭传承相互渗透，对未来社会结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这些价值观还成为一种“文化区隔”，成为区分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标准。但以此为定义来区分中国当前的中间阶层，很多人认为指向不明，内涵模糊。究竟什么人处于中间阶层，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按照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2年底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来看，能够被认为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们，大概是这样几类：“部分高层领导干部、部分大企业经理人员、部分大私营企业主、部分高级专业人员、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①也有研究者认为，后两者所包括的一些中等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基本应该处于中国中间阶层的下层，也就是所谓的中下等收入人群，由于受技能的更新速度，经济投资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生存压力较大，很容易向下社会流动至下一社会阶层。

二、发展中的“中间阶层”背景下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从当前国情来看，中国正在促成一个稳定的小康社会结构的形成，这个“小康阶层”应该包括“多数从事农耕和兼业的农业劳动者、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薪阶层、所有职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普通的政府公务人员以及各种拥有一定资产但自己从事劳动的小业主”[8]，这些人达到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水平，成为我国中间阶层的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即意味着将成为社会利益结构的主体，便有可能发挥特定的缓解上、下两极分化及尖锐对立矛盾冲突的功能”[9]，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就是说，只有“中间阶层”成为利益整合的“沉沙地”和社会的“稳定器”，社会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1亿，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也是社会结构中未来期望向上流动的主力[10]。数据同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11]。这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而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为此，职业教育与培训对正在形成的中国“中间阶层”意义重大。

三、发展中的“中间阶层”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重视职业教育课程内涵的提升，提升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相关证书的获得以及职业资格的认证，帮助个人获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知识与技能，获得稳定的职业，消除贫困、增加收入，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促进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

（一）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必须高移

中国已经进入“中间阶层”的人群，由于其绝大多数是靠个体后天努力，凭借诸如教育、市场机会等后赋性社会因素，通过公平竞争才赢得其体面、舒适的社会中等收入以及待遇。因此，他们为了维持其经济、社会地位，一方面必然会不断关注教育与培训，更新自身的技能与知识，以提升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他们的这种长期的努力与对教育的投入，也将引起下层后继者及广大社会成员的关注，并被视为向上流动、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榜样和希望。如果职业教育能够不断为这些中间阶层提供维持与发展当前职业的技能，则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价值，也将得到社会的认可与重视。就社会结构而言，把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获得新中间阶层地位的途径，也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了机会公平的社会公正性。当前中国大多数高等职业学院提供的学历为大专，这不仅不能满足人们对学历以及能力的要求，其以大专学历层次设置的相应课程也不能满足人们自我提升的教育需求，更遑论对社会大量需求的“灰领”人才的培养。

（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

数据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接受的普通教育不能帮助其培养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另外，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原因，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专业技能的学习培训缺乏可持续性或不适应性极大浪费了他们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也不利于其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类型与普通教育有所不同，但是普通教育尤其是当前高等教育职业化倾向并不少见，普通教育渗透职业教育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人们的普遍要求。职业教育也需要在课程中引入更多的相关内容，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态度、品德方面的修养。

（三）健全职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制度

职业教育课程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课程的融通成为重要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向。无论是基于解决大量流动人口的问题而加快城镇化建设，还是基于扩大中间阶层的目的，加大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都是维护广大劳动者劳动经济权益的重要保证。健全职业准入制，把国家统一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帮助其在城市稳定就业及获得良好经济收入，是实现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有学者建议，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缴纳、学历和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享有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待遇。这些都对职业教育的课程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内容的衔接提出了要求。

（四）注重职业教育中课程所承载的“文化资本”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拉动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因此，要深入细致地做好职业教育课程中所承载的“文化资本”的内容研究，通过公民教育、生命教育等加强学习者的道德素质养成，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承担建设幸福生活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职责。同时，也应推进校企合作，帮助企业加强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青年职工尤其是新生劳动者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帮助他们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使其不仅在经济收入上成为社会主体，还承担着主流文化传播的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