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领域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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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世纪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领域

（一）以质量提升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澳大利亚大学具有提供高质量学历的声誉，保持和完善这一声誉是至关重要的。为提高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取设立国家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所、增设新的澳大利亚高校教学奖和教学成果基金等政策措施。1．设立国家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所。2004年，澳大利亚建立了国家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所，为加强高校教学工作提供了一个国家基地。该研究所接受澳大利亚大学教学委员会（AUTC）监督，由大学教学专家负责管理。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与相关教育机构沟通，解释和管理教学目标；监控教学评价活动，对国家评价方案开展研究；建立国家级和国际级的教学标准和程序；协调修订“澳大利亚高校教学奖”条款，包括研究报告的奖励等等。2．设立新的澳大利亚高校教学奖。该奖项旨在促进高校教学地位的提高，对优秀教学成果的奖励金额有所增加，从2006年起，每年提供270澳元，每年新增奖项包括210个1万澳元奖、40个2．5万澳元奖和5万澳元的联邦总理“年度教师奖”。公立高校教师均有资格参加以上奖项的评选。3．设立教学成果基金。2006年政府投入5470万澳元建立教程成果基金（LTPF），用于奖励教学成果最突出的高校。“2007年投入资金增至8380万澳元。此项基金的建立表明联邦政府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将激励高校将工作中心转向为大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2］。

（二）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大学必须摆脱不必要的制约。大学应能够灵活地面对选民的需要，包括潜在的和现有的学生、职员、雇主及其所在的地方、区域和社区。为和自身的公共责任、社会义务相符合，高校需要得到更多的机会以提高其在迅速变化的教学环境、研究方向以及商业化趋势中求得发展的创新意识，开展与工业、研究机构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1．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推动下，各高校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通过各种措施和方案支持高校教师参加各种国际交流会议和项目。同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建议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学分转移、学生入学、课程设置等方面遵循国际惯例。2．澳大利亚各高校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每年都设立“奋进奖学金”项目以吸引国外学生前去留学。该奖学金分为三类：硕／博研究生及博士后类、行政管理类、职业教育与培训类。另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每年增拨100万澳元，用于资助澳大利亚语言教师去他们所教授语言的有关国家短期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技能并了解所在国当代文化。同时，联邦政府通过海外学习———高等教育贷款计划资助合格的全日制公立高校本科生赴海外学习1－2个学期的学位课程。该计划将为每位学生提供每期最高5000澳元的贷款，资助其在海外的学习”［3］。

（三）重视高等教育供给的公平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历史原因造成的弱势人群，特别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制度性障碍非常重视。澳联邦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新的学生资助办法，鼓励这些弱势群体入学并完成高等教育。为保证澳大利亚所有群体都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联邦政府采取了财政资助、文化政策调整、明确公平原则和实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等针对性政策。1．增加对原住民接受教育的资金资助。政府通过原住民资助基金（ISF）支持和改进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现状。具体措施包括：要求原住民参与高校决策过程，高校要有原住民聘用规划、要执行提高原住民学生入学率并完成学业的战略规划、要报告ISF基金支出情况、要说明所提供的资金用于原住民资助中心的情况。2003－2007年，ISF资金增加了1040万澳元，保证了高校能为原住民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成立原住民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原住民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除了为部长和教育、科学与培训部提供咨询意见以外，还参与制定原住民在高校就业人数的发展战略，组织召开一年一度的原住民高等教育会议讨论研究发展和政策方向等问题。3．设立原住民教师奖学金。这一奖学金的设立使原住民教师可以脱离高校一年时间，在自己选定的某个领域进行全日制学习。从2004年起，联邦政府每年为此设立5个国家奖学金，每个奖学金将提供大约10400澳元用于支付学费和20900澳元的免税津贴。这些奖学金由部长在听取新成立的原住民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申请者的成绩予以确认。3．加强高等教育公平项目（HEEP）。除原住民外，另外还有非英语背景人群、残疾人、农村偏远地区的人群、非传统学习领域的妇女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等5个群体被公认为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为保证这些群体能得到高等教育公平项目的支持，联邦政府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公平项目的执行力度。该项目主要确保弱势群体身份得到确认，并对其受教育的情况进行评估，为高等教育公平项目制定新的资金分配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提升高等教育的科研与创新能力20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出台了“增强澳大利亚能力计划”（BAA）。该计划在五年时间内提供30亿澳元，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学和科研机构支持，以构建新的研发体系。另外，从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拨出5．85亿澳元作为研究基础设施投入资金，7．4亿澳元作为竞争性研究拨款。200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加大了重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力度，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其科研和创新能力。1．制定国家研究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为给研究人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设施及大量数据资料，联邦政府采取了统一协调措施：为国家重点研究领域提供高标准研究设施，为使用国外重要研究设备的团体或个人提供必须的经费，提供国际水准的专业计算机设备和综合研究通信网络等。2．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与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重视分析、探索高校和大型公共研究机构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和范围，探索大学和国办科研机构进一步合作的新模式，挖掘合作研究的最大潜力。3．对知识创新项目进行评估。评估活动促使政府对研究的进展情况积极进行监督，并根据实际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保证政府将来对研究政策的修改能建立在评估分析的基础之上。评估结果与对高校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研究培训的拨款项目直接相关。

（五）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化由于沉重的财政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得不决定采用市场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并将其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共部门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当前，公立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和引入市场机制已经成为近年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200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联邦拨款计划（CommonwealthGrantScheme），将财政拨款与高校是否遵守政府制定的政策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干预高校内部管理。为加强对学生的资助，引入一套新的贷款计划———“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与之前的“高等教育供款计划”（HECS）共同运作，形成了“联邦高等教育供款计划———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CS－HELP）。通过这种机制，联邦资助的学生由联邦贷款支付学费。贷款将随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而保持实际价值，但利息免付［4］。同时，实施两项新的贷款计划“全额自费———高等教育贷款计划”（FEE－HELP）和“海外学习———高等教育贷款计划”（OS－HELP），旨在扶助公立和部分私立高等院校的全额付费学生，以及部分国外留学生。2003年12月，澳大利亚议会又通过了《2003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HigherEducationSupportAct2003）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并兼顾了教育的公平性与开放性。

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效与不足

在澳大利亚各项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动下，目前“澳大利亚不仅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2011年澳大利亚在校大学生总数达到114万人，国外留学生约25万人”［5］。国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占总人口的34％，仅次于美国的36％。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偏少、高等教育产出效率偏低、高等教育系统内资源整合度不高等问题。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效1．高等教育已成为提升澳大利亚综合国力的重要一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澳大利亚必须拥有足够多的高层次人才以适应世界高速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而高等教育则是高层次人才开发的主要贡献者。澳利亚高等教育联合会主席托马斯•杰斐逊明确提出，“教育是国家的第一国防”，从目前国际竞争的格局和澳大利亚国力的实际现状出发，“澳大利亚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技能的国民”［6］。据统计，2000－2005年，国际教育（含培训）对澳大利亚GDP的贡献从43亿澳元跃升为100亿澳元。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比例最大，超过50％。教育出口已经上升为澳大利亚第三大服务出口产业。2．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标准性与大学特色的有机融合。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是基础性的，构建了一个标准的框架体系。在标准的实施过程中，它并不否定大学的特色，反而鼓励大学形成、发展自身的特色，这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背景是一致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评估既有区域性评估也有全国性评估，既有高校内部评估也有政府和社会的外部评估。不管哪一类评估，都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前提，对高校的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内部质量监控与外部质量评估相结合确保了大学的自治，保证了高等教育各个学科的质量和专业标准，在高校学术活动中建立起了鼓励高质量、惩戒低质量的机制。3．高等教育资助制度改革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通过建立以重要领域为载体的基础性拨款和以多样化发展为目的的绩效拨款模式，促进了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自身优势追求独特的发展目标和使命。一方面，使具有一定历史传统的研究型大学着重发展了科学研究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朝着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使社区和地方性高校发挥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功能。同时，学生在各方面所承担的费用并没有明显削减，还为高校招收全额自费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正如兰登•内尔森所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不是要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自由市场，同样也不是要回到全部接受资助、政府完全控制的状态，而是要达到一种政策的平衡，一方面指向澳大利亚现在和未来需要的实用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可持续性、质量、平等和多元化等改革重点的需要。”［7］4．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留学生人数连续攀升。澳大利亚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推进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出输出国。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吸引他国人员前去留学，留学生教育在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发展得比较快，本科阶段的优势尤其突出。2006年，“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注册人数已达38万人。2007年，去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共有45万人，增长率为11％”［8］。目前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大学都参与了国际教育活动，每所大学的平均留学生数均在5000人以上。另外，澳大利亚许多大学还在国外建立了分校。

（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不足之处1．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参与度偏低。布拉德利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有超过1／4的学生没有完成其高等教育学习计划。在过去20年里弱势群体的学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而该群体占同龄人的比例却为25％。”［9］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HSE）在2008年也指出，农村低社会经济地位人口占全国的10．6％，但此类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总数中仅占5．9％；首都以外地区的高等教育供给也面临着困难，无法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些问题会随着许多地区15－24岁人口的减少而恶化。现有政策没有在急需高等教育参与度扩大地区启动教育项目以提供明确激励，也没有与其他高等教育机会提供者合作以解决问题。2．高等教育产出效率偏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评估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出效率落后于其他国家：25－34岁年龄组人口拥有学历的比例在OECD的30个国家中排名第9（十年前排名第七），即25－34岁年龄组人口中29％的人拥有学历证书，而OECD一些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另外，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市场化倾向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会导致各大学着眼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利益，忽视或放弃对日常教学活动的严格要求，违背了其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3．高等教育系统内资源整合度不高。澳大利亚第三级教育资格证书长期以来一直由两个部门提供（大学和社区学院），这两个部门的作用不同，教育的方法也不同，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受学历驱动的就业环境的改变已经使两个部门的界限日益模糊。如果澳大利亚要实现保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当前迫切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第三级教育体系，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解决好三个问题：为了谁发展？谁来主导发展？怎么样实现发展”。

作者：李作章 刘晓筱 单位：辽宁教育研究院 东北师范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