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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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在湖北省监利县，一场直指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试验不仅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受到了媒体和专家的广泛关注。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小岗村”，还是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甩包袱”，监利的教育困境和改革探索直接牵动着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心。

“农村教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

谈起何以要触碰农村教育的“雷区”，监利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在教育系统工作了20多年，从来没有感觉到农村义务教育像现在这样困难。”一位校长反映：“学校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目前农村的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农民下一代的素质和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监利县柘木乡石桥中学有一幢新教学楼，三扇铁门至今只开了一扇。“三扇铁门要3000元，学校只付给做门的师傅1000块钱，两扇门的钥匙他一直没有交给学校。”校长刘和平告诉记者。石桥中学债务上百万元，主要是“普九”达标中征地、建房欠下的。税费改革后，学校收费渠道变窄，运转困难。“没办法，我们只好发动校委会成员自己想办法借钱，上学期一共借了15万元，我个人就借了3万元。这学期的学费收上来，先还了12万元。”

被债务缠身的不仅仅是石桥中学，记者调查的十几所城乡中小学，几乎都是债台高筑。监利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也说，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每逢开学之日，便是债主讨债之时，债主封堵校门的事时有发生。不少学校不得不寅吃卯粮、旧债新偿，才得以维持最基本的运转。一些学校将杂费的大部分用来偿还“普九”欠债，以免债主封门。有的学校甚至要求由老师先垫付粉笔的费用，有钱就还，没钱就拖着。

已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监利县教育局原局长匡进平对记者说，当时作为教育局长，我很困惑，经费问题突出，学校运转困难，财政又拿不出钱来，以至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屡踩“红线”。“譬如实验小学的校长，我撤了他，可是我也很同情他，学校水停了、电停了，他被逼得没办法，才去冒这个险。”

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负担得到了明显减轻，但基础教育谁来“买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去是“人民教育农民办”，农村基础教育的“担子”大部分落在农民肩上，税费改革后，农民卸下的“担子”政府又尚未挑起。

“池鱼之病”呼唤改革创新

柘木乡张庙小学既不是公办小学，又不是村办小学，有人说它像“私塾”，有人说它是“集体办学”。这个现有5个年级4个班共68人的学校，是家长们自发联合起来兴办的。

2002年秋季，按照全县并校减员的改革方案，当时有102个学生的张庙小学也要撤了，这些孩子们将步行5里路，穿过一条汽车穿梭不息的公路，到柘木小学去读书。而学校那些破旧的教学资产将被闲置起来。家长们希望孩子就近上学，保持原状，就组织起家长代表，要求村里把学校恢复起来，把那些民办老师请回来。

学期开始，家长们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缴费，低年级学杂费110元、高年级130元。老师每个学期按1600元的工资标准，5个月平均下来月工资就是300多元。费用不够了，家长们再讨论补交。78岁的张作新有一个孙女和一个重孙在张庙小学读书，被家长们推选为“第一代表”。时常到学校监督上课情况的他说：“我们这样做，只是不想为孩子提心吊胆。”

面对农村教育日益艰难的生存状况，甚至是办不下去的危险，许多家长和学校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改革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对传统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投入体制带来一定冲击。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调研员戴伯勋对记者说，税费改革以后，农村义务教育越来越艰难。教育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变化，教育体制应该主动去适应这种变化。他说：“如果一条鱼死了，可能是这条鱼的病，如果一池子的鱼都死了，那就是池子出了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那就是教育体制需要改革了。”

调查发现，监利县农村教育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在整个江汉平原甚至中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部专家深入考察后也认为，实际上，监利是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个层面的体制试验

去年10月份，监利县出台一个《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投入主体多元化、教育服务市场化、学校管理民主化、教师任用聘用化、教师待遇岗位化”的改革思路，开始一场直指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试验。

改革首先是教育内部管理的创新。主要措施是成立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学校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自主办学、自主管理。改变教师管理体制，建立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全员聘用制度、解聘辞聘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教师交流服务中心，实行教师与学校双向选择，实行校长职级制和教职工岗位工资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