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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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来到城市务工或经商的拥有农村户籍的人口。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必要的继续教育对于他们融入城市生活非常重要。近年来，关于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有效对策的研究和呼吁很多，反映出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本文拟对其中一些重要论点加以梳理及评析，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有很大的提高，但从整体而言，其学历层次仍然较低。有研究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大多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5%，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9．8年。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掌握一门技术。［1］而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学历占多数，文盲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也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该研究者认为，上一代农民工多为小学文化，接受教育时间短;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他们中80%以上为初高中毕业生，还有部分是大中专毕业生，有44．3%新生代农民工在来城市务工之前主要是在学校读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2］《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仅占6．1%，初中文化程度占60．6%，高中文化程度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而在上一代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24．7%，初中文化程度占61．2%，高中文化程度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与上一代相比有所提高，但初中文化程度仍占60．6%，将近2/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从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层次与城市同龄青年相比还是较低，大多数尚未完成高中阶段的教育。有调研小组对江苏省扬州、镇江、泰州、南通4市604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过调查，其中，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的有83人，占总13．7%，具有高中学历、中专学历的比例分别为21．9%和28．3%，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仅为24.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层次较低。［3］全国总工会的相关调查资料也显示，80后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平均为18岁，90后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平均为16岁。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只具有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凭，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所掌握的生存技能和发展技能不足。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意义

许多研究者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三个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意义做了研究。

1．微观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实比较残酷，这种残酷性主要是由于受到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技能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没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沉淀于城乡的边缘。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尴尬处境，无一不和教育的缺位紧密相连。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受全日制教育的机会，出来之后，才知道自身技能等综合素质的贫乏，激烈的竞争也使其意识到知识和科技的巨大力量，现实让他们意识到继续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低、待遇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综合素质偏低，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临时性的工作，这种现状严重制约着他们的自身发展。因而，只有对青年农民工加强职业培训等继续教育，才能满足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就业岗位的需要。继续教育可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进而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择业、就业。［5］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有提升文化水平，获取发展信息，提升精神生活水平，获得认同与尊重的诉求，继续教育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使他们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2．中观层面。有研究者从企业、教育机构、城市、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有利于体现企业管理以人为本的精神，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声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教育培训是用工企业对人力资本所进行的投资和对企业文化(精神)的培育，它能够有效地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归属感和荣誉感。［6］也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机构经济利益链条的引力也促使他们需要继续教育。教育的产业性是教育物质属性的客观特征。由于教育经费和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制约，一些教育机构已追求在公益办学为先的理念下实现营利，做到公共产品利用和教育事业发展双赢的运作效果。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教育机构运用自身优势，能够充分挖掘市场潜在资源，将教育发展与经济效益很好的相结合，成人继续教育已经成为部分高校或机构高回报的重要产业。因此，教育机构的经济利益链条引力直接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7］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继续教育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推进城镇化进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继续教育有助于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8］

3．宏观层面。有学者认为，继续教育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适应经济结构。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致使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低技术、纯体力的行业岗位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高技能职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是相关产业的兴旺或颓败，农业劳动或产业在淡出新生代农民工视线的同时，一些中高级技术的行业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必然选择，原因有二:(1)从事脑力劳动职业，与他们的梦想息息相关;(2)能够有机会扎根城市，是他们苦苦挣扎的一条出路。经济结构调整牵引着其中的参与者要做出适时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一味地守旧和愚昧的坚持不是镇守当前低技术、纯体力工作的法宝，也很难顺利通向未来之路。因而，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己，竞争脑力劳动工作岗位开始变成必要，而接受继续教育可谓是其完成自身转型的必由之路。［7］也有研究者认为，继续教育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9］，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社会流动，体现教育公平，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困境原因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个人、社会、政府三方面做了研究分析。

1．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而言，一般都缺乏职业规划。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职业梦时出现迷茫、规划欠缺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尚显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挫折耐受力的降低，使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很低。因而，有学者认为，当前继续教育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与培训方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有一定关系。［10］还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差异较大。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个体接受继续教育的愿望与行动存在差距，如有的很乐意接受继续教育并付诸实践，有的则相反;有的愿意在继续教育问题上投入较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有的则不愿意;有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多，有的则机会少。

2．从社会角度讲，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还未形成共识。

3．就政府而言，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倡导开展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并出台了相应政策但主要是关于农民工培训措施和步骤的宏观指导意见或规划等，并未形成有效的教育培训保障政策，特别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配套保障措施和政策尚未出台。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是出于自发，缺乏政府的统一引导、组织培训和监督管理机制，造成教育培训的盲目和混乱，无法达到应有的教育培训效果，最终削弱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和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现有的相关政策还存在未能很好落实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供给模式上，教育管理模式较单一［11］，在供给内容上，有学者认为继续教育内容滞后［3］，进而使得供给与需求脱节。［10］还有学者认为，教育内容重技能，轻文化知识，重“生存”教育，轻“生活”教育，重输出地教育，轻输入地教育。［11］有学者还指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没有统一规定;不同的地区、行业、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要求不一致;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奖惩机制、保障机制也不统一等。结果，造成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上的无章可循。［10］从整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规模过小。虽然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强等特点与我国现有的继续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以及现有的继续教育缺少实用性、针对性、效益性等问题，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机制不健全而导致继续教育的资金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规模无法扩大，导致一些渴望接受继续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求学无门。［3］另有学者指出，还存在资金筹措机制不完善，资金不足等问题。

四、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措施

学者们主要从制度建设、机制构建、政策绩效、资金、内容、模式以及政府所起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提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对策。

1．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1)可借助于完整的教育体制，将相关的政策严格地落到基层，并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以保证政策的传达。(2)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大，传统的层级传达机制无法保证将政策传递至每个人。因此，应大力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宣传渠道的作用，对于偏远的农村可充分利用宣传栏、有线广播、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热线电话等方式，以扩大政策推广宣传的影响范围，保证流动人群也能了解到有关政策的相关信息。在政策宣传过程中，应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文化水平的差异，采用有效的方法使他们能够简便地了解和读懂相关政策。

2．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纳入整体规划，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降低准入门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入学率［1］，还要拓宽投入渠道，实现教育经费多元化［9］，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不断扩大社会办学范围。

3．从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的角度，政府部门要发挥的主导作用，建立形式多样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形成教育机构与企业互动机制;采取“双导师—助理制”管理模式;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学习平台。

4．从产业结构调整下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有效供给的角度，要完善政策供给，明确规定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导向;整合多元主体，大力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业;适应产业调整，合理配置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资源;满足多元需要，拓展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内容。

5．从构建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进城农民工继续教育模式的角度，政府应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政策支持，逐渐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心转移，发挥地方高等院校在农民工继续教育方面的优势作用，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管理和监督，拓展继续教育形式。［11］也有学者从地方院校与外来农民工继续教育合作的角度提出，要加强地方院校与外来农民工继续教育互动机制的内容建设、多渠道配合、模式建设。

6．从文化资本和传播学两个角度，有人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措施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们认为，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制度形态文化资本三种。应将这三种文化资本应用到对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的研究中来［14］;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传播者是广泛多样的继续教育组织与群体;特定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者是受传者;传播的讯息是方向指导性的继续教育内容;传播媒介是灵活有效地继续教育传播途径;传播效果则看是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要做到有效传播，就应该做到:以方向为导向，明确传播目的;以地域为基础，加深传播力度;以效果为目标，重视传播反馈。［15］

五、对今后研究的建议

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的研究及所提出的相应对策，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往研究大多是从宏观上做的概括性论述，具体的案例研究较少，研究方法单一，提出的建议也缺乏可操作性，所以，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

1．开展案例研究。研究者需深入到某一个县、市、区作调查研究。目的是将研究范围缩小，这样便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避免高谈阔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也可以减少一些次要因素的影响，突出研究问题的针对性。案例研究的重点是选择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继续教育在城市择业就业，提高生活品质，融入城市社区等方面的典型，为政府更好地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工作提供实践经验。

2．重点放在继续教育现状的了解和研究上。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以及效果如何，了解目前所在不同地区的当地政府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继续教育工作上实施的政策，制定的规章制度，构建的机制是否能够有效落实。总之，只有摸清真实情况，才能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进而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

3．深化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类型研究，提供相应继续教育内容。现在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研究较多，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类型的研究不够。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的职业类型设计不同的继续教育内容，比如，从事建筑行业的和从事餐饮服务行业的，在接受继续教育的内容上就有较大的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而言，接受继续教育的意愿也有不同。有的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有的需要提高学历层次，等等。因而，要着重研究继续教育内容的供给体制，完善继续教育制度，使之能够灵活地针对不同职业类型和意愿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其所需的继续教育内容，这种动态的继续教育制度也才能为他们提供高效的教育服务。

4．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城市文明等需要的通识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市民，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城市文明所必须的文化素质。这就要求，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内容设计上必须有相应的城市文明的通识课程，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明礼仪教育、城市安全教育、挫折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等。这对一个新市民素质的提升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

作者：孙正林 马明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