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风险时代的高考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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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已进入风险时代，高考改革也面临着风险。高考改革的风险有着一系列表征，风险来源多种多样，主要来自社会各方面制度，通过决策公开、强力反腐、公平优先、配套改革和风险补偿可以降低风险。

关键词：高考；改革；风险；化解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稳定因素增加，个人权益意识高涨，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也即进入风险时代。风险本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可分为一般风险和治理风险，只是当前的治理风险突显，特别是制度改革风险。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以下简称“高考”）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研究其风险表征，挖掘其根源，并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防范化解，对于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高考改革的风险表征

风险即为可能发生的不良结果，其基本特征一是不良结果，二是不确定性。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从简单的技术层面转入理念、制度层面，由此引发了诸多风险：

（一）应试加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类似骇人的标语在校园随处可见，整个基础教育界及社会充斥着一种“考上一流大学才有出息、才是英雄”的氛围（现在读大学已不是问题，问题已转向如何考上一流大学）。为了多考几分，从早上六点上课到晚上十点，补课屡禁不止，寒暑假补，周六周日补，很多地方高中一周只有半天休息。禁止补课也不能得到家长的支持。《中国教育报》载，武汉家长集体请愿取消“禁补令”（2015-11-14）。即便是学校不补，家教也会顶上，作业练习一大堆，超量学业负担严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学生自残自杀事件不断。同时，不考课程一律取消，无关活动一律禁止，素质教育沦为空谈。而且，这种应试强化已逐渐漫延至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教育。教育观的畸变，早已令应试超越观念层面，固化为实实在在的、盘根错节的制度！在被绑上高考战车的家长的强大压力下，一些忧患意识较强的学者很无奈地口头上呐喊改革，行动上却在附和应试。

（二）心态对抗。当高考改革的权力下放后，各地方改革举措风起云涌。这些改革的风险在合理范围内是可以承受的，问题是许多有关高考的改革忽视或者说漠视人民群众的容忍度。当人们的呼吁没有效果，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全社会意识到这种风险分布的体制性，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仇富、仇官和对公权力及官方话语的不信任。[1]家长对老师教学不放心，老师认为学校管理不合理，学校埋怨家长不配合，如此恶性循环，不同利益群体在应对高考上难以达成共识，均成为改革的“风险群体”，时有群体冲突事件见诸媒体。群体之间感情和理性都被割裂，不信任成为群体之间的常态。更可悲的是教育者们正在把一些社会不良心态传递给下一代。君不见到处悬挂的高考动员条幅赤祼祼地渲染着对抗与不满：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三）集体抗争。社会情绪和心态的对抗很容易转化为现实的行动：1.弃考。近5年，全国高考弃考率基本稳定，约为10%，那就意味着全国每年有上百万考生弃考。弃考，一方面表达对当前高考制度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权衡利弊后的无奈之举。进入高校读书的收益未必高于其他投资，放弃高考是相当一部分考生“明智”的选择。2.留学。留学人员基本上来自富裕家庭，本来就在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中上部甚至顶部。考虑到自身的条件和高考制度，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用人单位“崇洋媚外”的现实，在弃考中有高于五分之一的学生依靠家境条件优越或学业成绩突出到国外留学。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的比例达21.1%。[2]留学也没什么，能为我所用是好事，问题是大部分留学生滞留当地就业，造成巨大人才流失。3.抗议。每年高考季，都有一些民众抗议高考制度改革的新闻。如，2016年5月江苏、湖北等地家长抗议跨省调剂生源计划。2015年7月北京部分民众在教育部门口游行示威，反对异地高考，要求扩大北京生源高考招生名额。甚至还有高考作弊考生家长殴打监考老师，跑到市领导面前抗议监考太严的新闻（2013年6月湖北钟祥市）。为了小群体的利益，不顾大局，不顾道德，不顾法律，几近疯狂！

（四）迷信泛起。“很少有哪个国家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像中国这样变化频繁的。”[3]当改革过于频繁，高考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时，人们便转向迷信活动。广西某中学近几年都维持派老师到湖南衡山烧香拜佛、祈求高考顺利的传统。这也不是个案，每年高考临近，在各大寺庙都能看到高三老师和家长们“虔诚”的身影。有些单位和个人加大宣传，趁机敛财。2014年6月6日，武汉新洲二中门前，送考家长沿街跪拜烧香，放鞭炮，为即将去邾城街参加高考的千余名考生送行。2015年6月1日，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近千名高三陪读家长抢烧“头炷香”，引燃了祈福带，火势一时间难以控制，险象环生。《海峡都市报》呼吁：最该去“烧香”的，是教育制度的设计者、主导者，他们应该赶紧为“素质教育”开开药方，烧出一把火或三把火什么的。跟高考有关的一大堆禁忌和做法也堂而皇之，愈演愈烈。例如，考生妈妈穿旗袍、爸爸骑马送考寓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坐车牌号“0”“4”结尾的出租车等。为了一个高考，“三观”尽毁。

（五）违纪作弊。受社会环境和长期农业社会带来的“稀缺心理”的影响，在许多人观念中，高考是“一考定终身”，高校又普遍实行“严进宽出”，故利益相关者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各种手段多考几分，以图进入更理想的学校，在未来的就业中占据优势。即便是“史上最严高考”，部分考生试图作弊的决心仍禁而未绝。一部高考史，也是一部考试反腐史。从早期的小抄偷看，到现在的高科技作弊，由个别行为进化到专业团伙作案，手段和技术令人难以想象。媒体曝光：有的考生使用“口腔骨传导耳机”，只需牙齿咬住耳机，就能通过振动知道场外传来的答案；东北某省甚至发现过作弊者将接收器植入头皮，利用身体晃动接收信息的案例！传统观念中，金榜题名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似乎作弊并不可耻，落榜则使得全家人抬不起头来。这种荣辱观根深蒂固，诱导着一批又一批人铤而走险。每年高考期间，作弊丑闻不断：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6•7”高考替考作弊案，涉及面大，后来有42人受到党纪国法处理；2017年山东省高考查处违纪16人、作弊25人。

（六）就业困难。表面看起来，大学生就业与高考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关系线性化。基于中国高校学生按期毕业率接近100%，招生数约等于毕业数，换而言之，当年的招生规模就决定了日后的就业数量。例如，2013年全国高考共招生700万人，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有795万人（含暂缓历年就业人员）。其实，人力资源并不过剩，只是教育的长期性与经济发展的短期性难以匹配，在大学生失业中，结构性失业占大头。由于高校转专业转学校限制多多，调剂人数占总量比例非常低，招生专业的分布就基本上决定了就业人数的专业供给。这也是高考改革中取消分科录取和延迟分科教育的缘由。所以，制定一个适应经济结构的高考专业人数比例是个有难度的技术活。

二、高考改革的风险来源

上述风险，可分别纳入技术风险、环境风险、非理性风险、理性风险和道德风险，其中既有人的有限理性的原因，也有改革本身风险和红利相生相伴的因素。本文仅就高考改革风险的制度性根源进行探究：

（一）分配制度。中国共产党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公平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之一。而基础教育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直接影响了高考环节的教育公平（每个人不受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均有相同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同省份招录比例、同一区域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也在强势地影响高考。有研究表明，自高校大幅提高收费以来，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面临困难，占社会20%的最低收入家庭高等教育入学率最低。[4]社会底层人口最多，承担的社会风险最大，却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还要面对不完全的市场竞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高考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人们寄希望通过高考来调节社会阶层的流动。有学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得出我国自解放以来实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向上流动。故高考在整个社会中处于轴心地位，国家以举国之力保障高考顺利实施，以维护高考的机会公平。所以，家长们公开抵制学业减负，其实反对的不是减负本身，而是对公平的渴求。但也有调查表明，高考促进阶层流动的影响力正在减弱，阶层正在固化，教育的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正受到严峻挑战。

（二）教育体制。教育体制“考试型、封闭式、行政化”特征非常明显，不仅有违教育发展规律，而且也很难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例如，分科录取制度，导致学生片面发展，同时因教育部门对转校转专业有严格限制，部分省份是先估分再填报志愿而不是查分后再决策，学生对专业和学校的选择承担了巨大的风险。2017年浙江高考改革就出现“高分低就、落榜”情况。由于教育是沉淀性投资，其中的时间和精力等不可逆，重复性购买代价重大，故尽量不要让考生过早进行教育选择。而高考制度，往往由中央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高校和考生没有话语权。高考制度的制定者们制造出来的风险，又利用各种学说作为辩护之利器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风险基本上由高校和考生来承担。如出于经济目的的1999年高校大扩招，改革主导者面对批评进行了全方位的辩解。为了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收费，搬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作为托辞。多年后，就有学者指出：当年基于教育投资收益率持续增长而提出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没有充分考虑教育投资风险因素。[5]另外，高等教育具有“底部沉重”的特点，高考改革作为一项探索性活动，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性。高考改革也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结果与目标总会有一定的差距，更何况“许多改革从理论上说都没有错，但在实践中就是行不通，典型的如标准分的行废”[6]。

（三）就业制度。自1995年开始实施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以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高等教育投资呈现“高风险”特征。二十多年过去了，就业市场离公平竞争、信息透明还有不少距离。就业数据造假，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考生和家长报考决策失误，怨气就撒在高考上。这既浪费了人才和资源，又增加了改革风险。部分用人单位单纯注重学历，要求本科学历以上，环卫工人招研究生已不是新闻，人才有被过度消费的现象。从近年来政府部门的招聘情况看，专科学历几乎都被挡在了门外，更有甚者圈定毕业学校或者学历“上查三代”，非名校不要。例如，2013年5月6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政府雇员(第一批)招聘公告，11个职位明确学历要求为985、211学校全日制本科以上。一普通高校硕士生投诉也无效。[7]另外，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不可否认，社会资本在就业中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就业不公依然是个大问题。相信，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就业腐败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三、高考改革的风险

化解风险所在之处，也是化解风险的症结所在。为了降低风险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我们首先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损失发生的机率；其次要通过事先控制或事后补救来降低损失的程度。

（一）决策公开。有限理性理论认为，每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有全知全能的人存在；人们总是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故决策应公开，汇集众人智慧，以便考虑周全，降低风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要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高考改革，属于重大行政决策，应让社会各阶层参与。高考改革，有专业知识，也涉及普遍利益，参与权和决策权要分享，各个阶层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不反对决策者和专家们的闭门协商和酝酿，特别是在改革草案阶段，但一定要经历征求意见阶段，并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在定稿中有所体现。整个决策过程应当是公开透明、遵循法规的。这样，信息越公开，考生及其家长的决策越充分，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同时，我们也要强化各阶层或利益团体“有区别的责任分担”，不能让得利最少的承担最大的风险。

（二）强力反腐。高考反腐是一个全方位的战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社会各种力量，如政府、学校、考生、媒体等组合成一股力量，实现无间隙监督。高考反腐要德治先行。由于中国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民众缺乏内省的人格，一直讲究“个人的评价由他人拟定”的原则，导致羞耻感强于罪恶感。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就是违纪不可怕，怕的是被公众知道。中纪委就是根据违纪人员“不怕处分怕通报丢人”的心理，采取“不处理也要曝光”的措施，有力地扼制腐败现象。所以，我们要大力提倡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中纪委原书记同志也非常肯定“通过微博、微信、媒体等这些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当然，在德治高考的同时，还要佐以法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提高执法质量，培养相关人员的法治思维。换而言之，我们在强化考生的羞耻感的同时，要培养作弊的罪恶感，以利于法治的顺利实施。2015年11月“考试作弊入刑”为法治高考提供了法律基础。近两年的实践发现，作弊人数已大量减少。当然，风险问责有可能鼓励教育主管部门“懒政”，所以还要区分是改革失误还是失职渎职。

（三）公平优先。高考制度改革，一直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平衡。我们以为，首先应关注弱势群体，面向普通大众，公平优先，坚持统考统招制度。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社会资本无孔不入，“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分数在高考中的权威性大于一切。在配套措施和民风社情尚未有大的改变之前，我们要特别强调高考的公平。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把促进公平公正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体制机制，切实保障考试招生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高考的起点公平在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大薄弱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尽可能让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暂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保证机会公平。删减或规范高考加分政策，排除外界影响因素。稳定高考试卷的信度、难度和区分度，使考试能真实地反映考生水平，不因年份而有大的波动，消除考生的侥幸和投机心理。广泛宣传高考改革政策，规范、透明高考招录过程，使填报志愿环节更加合理，不让录取学校与分数“大失水准”。

（四）配套改革。高考改革的风险，基本上来自各种社会制度，属于内生型，如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不一起改革将会产生制度冲突或制度真空。以户籍制度为例，大城市的户籍居民极力阻止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因为在大城市高考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北京市户籍的高考考生就能以相对低的分数考入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他们当然不愿意与进城务工人员分享这一特权。中央应继续推行异地高考，全国统一用卷，维护教育公平。而高考只是为阶层流动打开了第一道门，就业则是第二道门，而且是最关键的门。麦可思的调查证实：来自社会底层的大学生未就业率远远高于中上层家庭子弟。这也警示我们，当下的高考制度，不仅这代人要经受风险，下一代或再一代也将受到影响。规范就业市场从教育部门做起。教育部在近几年的《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就一直强调：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严密防范招聘欺诈、求职陷阱等。但这仅限于校园，需要其他部门跟进，最好是制定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律，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健全反就业歧视的政策与制度保障，设立救助热线，为遭受就业歧视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五)风险补偿。研究显示，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社会优势阶层扩大了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8]高校本是一个学术性组织，现实环境偏要他承担不属于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就要竭力对考生进行风险补偿。风险补偿增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风险。对于因社会变革引发的高考招生区域失衡与生源阶层差距扩大问题，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实施“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等一系列政策，调剂各省生源计划，调控各地招生规模；同时，要求各地完善“异地高考”政策，在成人高考和高等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补偿。针对高校学杂费大幅提高，国家实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对贫困学生进行了“奖、贷、助、免”，当前的问题是力度和透明度有待加大。高等教育的收益体现在人的发展和就业上。改善大学生就业环境，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就业条件，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也就相对降低了高考改革的风险。鉴于风险可以规避但不能完全消除，我们要宣传“高等教育也是一项投资，有收益就会有风险”，让考生和家长们明白：仅仅通过投资取得更高级别的教育水平来减少收入不平等是不现实的，提高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意识和精神追求。我们研究风险，并不是要停止改革，而是要更好地改革创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报告语）。2015年5月，在浙江调研期间就指出，谋划“十三五”时期发展，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9]高考改革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影响几代人的发展，需要我们持审慎的态度，把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郑永年,黄彦杰.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J].文化纵横,2012,(5):50-56.

[2]2016年高考弃考人数近100万留学弃考者占21.1%[EB/OL].

[3][6]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2007,(11):19-24.

[4]李文利，REYNOLDSB.个人(家庭)信贷约束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5,(1):1-14.

[5]马晓强,丁小浩.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05,(4):25-31.

[7]胡力丰.政府雇员要求学历985学校女研究生投诉就业歧视[N].潇湘晨报,2013-05-08.

[8]刘浩，钱民辉.谁获得了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15,(8):9-19.

[9]系统谋划“十三五”:调研最关注哪六个问题？[EB/OL].

作者：赖星华 单位：河源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