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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基本情况
为分析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特征,我们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取相关数据。本研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选取了江西省内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南昌市、抚州市和吉安市三个地市及农村地区进行了随机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父母、在校大学生的父母、已毕业大学生、已毕业大学生的父母四类人群。为考察高等教育投资前后,家庭对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认知水平是否有差异,本研究将“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父母”视为高等教育投资前的调查对象,将“在校大学生的父母”作为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的调查对象,将“已毕业大学生”和“已毕业大学生的父母”作为高等教育投资后的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农村105份,城市115份),回收209份(农村103份,城市106份),回收率为95%;有效问卷202份(农村100份,城市102份),有效率为96.7%。调查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划分为2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各二级指标或三级指标在问卷中均以“发生某风险后家庭会不会觉得让子女读大学是不划算的”,即“农村家庭对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认知程度”为衡量标准,划分为“肯定不会”、“不太会”、“有可能会”、“比较会”、“肯定会”5级,分别赋值1、2、3、4、5,分别代表风险认知水平由低到高。
二、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就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的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的一种方法[9]。
(一)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综合评价的因素集(指标体系)的确定
(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评语集的确定风险意识的大小,可以将其分为一定的等级,本文定义为5个等级。
(三)确定各级指标uij隶属于V中评语的隶属度R采用评委会评分法确定隶属度。由此可见,农村家庭风险得分从大到小排序为:教育质量风险、专业选择风险、教育过度风险、个性风险、就业风险、主体风险、预期收益风险。(3)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的评估矩阵整体而言,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属于“一般”;从一级指标来看,系统风险高于非系统风险,前者属于“一般”水平,后者属于“较小”水平;从二级指标来看,除“主体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属于“较小”的水平外,其余指标均为“一般”水平,且“预期收益风险”最低,“教育质量风险”最高。(5)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部分指标按投资时期区分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分。借助模糊数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分3个时期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及其一级、二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表1)。由表1可以看出,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别。
三、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特征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具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普遍特征:(1)客观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受投资者个人意志的影响。(2)复杂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多种类型,其产生的原因复杂多变。(3)滞后性:由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过程相对较长,其风险往往实在投资结束后才能逐步显现出来。(4)两面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不仅可能遭受损失,也有可能获得收益。(5)可优化性:指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部分风险(如系统风险)通过政府调整相应政策和个人调整个人投资决策可望实现风险优化。
(一)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对比分析(1)总体而言,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城市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略低于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但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均不高。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时设定的指标权重,可以计算出每份问卷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总分值,再通过城乡家庭的两组数据做独立样本的T检验后得出P值为0.093>0.05,即差距不具有显著性意义,可见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水平并不存在明显差异。(2)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一级指标来看,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均高于非系统风险且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水平值均不高。但无论是系统风险还是非系统风险,农村家庭都略高于城市家庭。(3)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二级指标来看,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各二级指标水平均高于城市家庭。但通过对城、乡二级风险数据做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时发现,P值均大于0.05,城乡家庭二级风险指标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异。(4)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三级指标来看,教育质量风险、就业风险、预期收益风险三类风险的均值和显著性水平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农村家庭的各类三级风险指标的水平都高于城市家庭。但通过对城、乡三级风险数据做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时发现,除就业风险(就业政策)外,各指标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城乡家庭三级风险指标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在就业政策方面的就业风险与城市家庭存在差异,可能说明农村家庭由于缺乏更多的社会资源,在子女就业方面对国政策的依赖性更高。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三级指标中,风险最小均为预期收益风险(社会地位),城乡均值分别为2.12、2.04,可见城乡家庭十分看重高等教育对于提高社会地位的作用而忽视其风险;风险最大的均为教育质量风险(安全管理),城乡均值分别为3.26、3.02,可见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城乡家庭的关注。此外,在所有三级指标中,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水平最大的前三位均为教育质量风险因素,分别为教育质量风险(安全管理)、教育质量风险(学生管理)、教育质量风险(教学质量)。这说明与就业、预期收益相比,城乡家庭更看重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水平,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和安全管理。
(二)从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三个过程来分析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上文借助模糊数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发现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别。此外,通过权重法计算出每份问卷中农村家庭投资前、中、后三个过程的风险总分值,再通过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分析所得P值为0.472,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认为3个过程中的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均无显著区别,这进一步印证了模糊综合评价的分析结果。
作者:乐志强缪建群单位:江西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