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思想对大学生教育和培养的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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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位重要的人物，在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剖析曾国藩的个人历史，其在人才培养、选拔人才以及使用人才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见解。其人才思想放在当代高校人才培养中，不乏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

曾国藩；人才思想；大学生；教育；培养

排除时代立场的思维影响，站在历史现实的角度，曾国藩显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腐朽的晚清，延迟其覆灭时间。继而又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考究其人，不难发现在曾国藩身边，聚集了很多可以说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这些人在曾国藩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什么曾国藩可以坐拥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呢？这与曾国藩独特的人才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曾国藩“好才爱士为当时最”[1]，而且其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对当时的士大夫也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很多“士之有志者”投入到他的幕府中。本文将从育人以及用人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曾国藩的人才观，并进而深入探究其对当今大学生培养的启示。

一、以“廉”“俭”“诚”“勤”标准来要求人才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需要培养的。“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励磨练而出耳”[2]。具体而言，其育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注重培育“廉“”俭”意识。曾国藩评价其本人“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3]。曾国藩一生保身，更大愿望是为百官作出表率，转移风化。并劝戒州县官节俭以提倡廉俭，反对奢侈、贪婪。其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独善其身，明哲养廉，劝戒营官尚廉俭以服众，劝绅士崇廉俭以奉公，极力倡导廉俭风气，这都说明了曾国藩本人对廉俭品德教育的高度重视。史料记载，即便是曾国藩位居候、相等高官时，其原配夫人长期住在乡下老家，曾国藩要求她在庭院外不准挂带“相府”“侯府”字样的匾。其夫人在家无钱可用时，会自己亲自下厨并通过纺织活来赚些家用。二是强调“诚”观念的形成。曾国藩认为“物变则穷，救浮华者莫如质”[4]，晚清时期，统治阶级道德沦丧，曾国藩对此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只要能唤起人们“诚”德意识，就能挽回风气。曾国藩认为“诚”就是对朝廷的忠诚，做人要厚实，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凡是轻浮狡猾的人，曾国藩概不录用，对手下人的不诚行为也是决不姑息。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十分注意以自身的行为倡导“诚”德并相信自己对人以“诚”，久而久之别人也会“诚”。据说有次曾国藩的一位挚友要举家离开北京南归，曾国藩为他亲自联系马车并详细安排好路线以及其他具体安排，直至将这位好友送到家中。三是倡导以“勤”为本。曾国藩常说：“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5]他在其给长子的信中提到：“古人云，劳则善心身，则佚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6]这与其说是对儿子的教育的话，无宁说也是曾国藩本人的人生体验。在曾国藩的世界里，个人身体的强弱、家庭、国家以及军队的兴衰成败都以人的勤奋懒惰为转移。所以人生在世，应当以勤为本。他本人在军中常常天未亮就起来看军队操练，白天要阅读公文，接见宾僚，在空余时间看一些书史，使自己没有一刻遐逸。这种勤勉作风他坚持了数十年，无论是在困苦危险之际还是功成名就之时都不曾改变。曾国藩十分讨厌懒惰气习，认为这也是兵家最忌讳的。要求湘军将领必需能够吃苦耐劳。在这种育人思想的指导下，湘军也的确磨砺出了一批能够吃苦耐劳的人才。曾国藩还认为人才也不是天生的，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多思多干，才能不断进步。而且提出领导者要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要常反省自己，“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共思以求其通，躬行以求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7]。

二、以量力、全面、科学、鼓励之道培育人才

育人之目的在于用，曾国藩之所以重视人才的培育，与其善于使用人才是直接相关的。他认为“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8]。另外，作为一名晚清重臣，曾国藩在考虑问题方面往往比较谨慎，故在人才取选上注重全面、科学的理念。具体而言，其用人观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倡导“取人之式”。所谓的“取人之式”，指的是让有能力的人挑大梁。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9]在曾国藩看来，身居高位的人应该以知人晓事为职责，而且以能否知人晓事来判断是君子还是小人。用人是否恰当，取决于是否真正的了解人。办事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事情的了解是否透彻。曾国藩对人才量力录用，通常是根据一个人才情的大小，安排适当的职务。李鸿章、左宗棠有独当一面的帅才，曾国藩就安排他们做方面军的统帅。鲍超等只有领一军之才，曾国藩就让他做统领。曾国藩就是这样因人而异地用人的，使得一大批依附他的怀才之士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和抱负，曾国藩本人也因此获得了“知人善任”的美誉。二是强调全面考察人才。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视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10]。而且，曾国藩本人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处世、待人等等方面，都在其视线之内。其考察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道德、品行、能力等方方面面。对于合格者尤其是优胜者，就不遗余力的保荐，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都是破格录取提拔的。而对于不合格者，则不留情面，坚决撤换。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才之所，更重要是教育人、培养人、考察人。对于投奔者，曾国藩总是先将他们安插在幕府，根据其特长，分配合适的工作，让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然后视其品性、才干、工作表现等逐步给他们施加任务。经过如此严格的考察、筛选而提拔起来的人才，当然是有才干、有作为的人才。如果对人才不加考察和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和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和印象保荐，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然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

三是提倡用人“四法”。曾国藩提倡用人四法：做、省、学、禁。曾国藩曾说过“：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11]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廉矩使他挺起硬骨头。曾国藩做了10年的京官，十分的尽职尽责，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是令人佩服。同时他也注重以身化人。他常引用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勉励官员。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社会没有办法维系。曾国藩要求属下官吏廉矩：习惯劳苦以尽职尽守，崇尚节俭以培养廉洁，勤学好问以拓展能力，戒骄戒躁以纠正官风。所以选拔一个人才、委任一个官吏一是要看他是否“做”，二是看他是否“省”，三是看他是否“学”，四是看他是否“禁”。这4点着重考察的是人的习惯、品质、才学和意志。四是注重鼓励后人发展。曾国藩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这是其高出一般人之处。一般为官者都害怕下属超过自己，可是曾国藩却恰恰相反。曾国藩曾对李鸿章说“：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12]并希望李鸿章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建下立了自己的淮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多次战役中为曾国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曾国藩看来，鼓励属下发展壮大，其实就是壮大自己。但是，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独特的驭人之术。善于正确处理上级与下属、下属与下属间的利益关系。

三、曾国藩人才观在当代大学生培养中的时代价值

《曾文正公全集》中有这样两句话“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这两句话被后人所铭记，历来人们提到人才，讲得更多的是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是由培养和陶冶而成的主张，其中若干理念至今仍发人深省，其在育人与用人方面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人才培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注重“德性”教育。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如果其品行不端，思想不正，即使在专业方面是个顶尖人才，也未必会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效应。因此，加强对大学生这股重要的人力资源进行“德性”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曾国藩育人思想中的“勤”“俭”“诚”等观念都暗含着“德性”教育的味道。鉴于此，高校工作者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在教学中更加侧重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深入地“德性”教育。同时要力争将这一行为做真、做活，在点滴事件中植入这一理念，让学生在很自然的状态下习得这一教育理念，避免突兀地接受，出现“水土不服”的尴尬现象。去年在北大考察时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13]这对新形势下青年人的道德水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方向，注重“德性”教育正是迎合了当前形势所需。

二是注重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直观层面来理解这种表述，会认为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是相互矛盾的。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全面发展指的是大学生在个人素质方面，不仅仅是知识技能领域的提升，个人体质、心理状况、美学素养等也应得到发展与提升。个性发展则指的是在培养大学生时，应有所针对性，有的放矢，考虑大学生自身的能力与兴趣，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人才与精英。有学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融合的有效途径。高校引领学生全面发展,支持学生个性发展,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创新人才。”[14]这正如曾国藩所言的“取人之式”，各个领域都有着厚实的人力资源储备，那么国家的事业发展必然会处于一个稳健增速的快车道内运行。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发展个人兴趣专长和开发优势潜能的过程中，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彰显本色……”[15]其观点主要是强调个体在追求个性发展的时候，也要考虑背后集体或国家的利益需要，将个人发展与民族或国家命运结合起来。

三是注重培养积极向上精神。精神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在人生奋斗的征程中定会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大学生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以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为武器，如果有着一颗敢于拼搏的决心，其在社会中的贡献必然是巨大的。因此，高校育人工作者要创设多种环境、搭建多种平台来激发大学生们拼搏向上的动力，以此促进他们不断提升自己。曾国藩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并希望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自己的晚辈或下属形成一种激发向上的动力，李鸿章等的成长可以说与这些动力是存在相关联的。高校工作者应从中吸取经验，汲取理念，强化自己育人本领，成为大学生向前发展的人生启蒙师。

四是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人才的培养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服务于当前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个成长者如果不能心系社会、甘于奉献社会，这样的人无法被称为真正的人才。因此，在当代，对大学生进行培养时一定要提前植入一种服务意识或理念即自己甘于奉献个人一定的利益来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付出一定的精力，这个过程是社会责任投射下所形成的果实，社会责任感的有无可以说是衡量当今真正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曾国藩亲自进行培养各式人才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让这些成才者在一方为国家与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干。故其在人才培养与选拔中会将个人基本素质与奉献精神作为重要依据，其用人“四法”即“做、省、学、禁”中就暗含着培养人才“社会责任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3〕〔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北京：致公出版社，2002.33，57，441.

〔2〕曾国藩.曾国藩———能屈能伸做人之道[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1.

〔4〕〔8〕〔9〕成金.曾国藩的八大学问[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3.93.

〔5〕〔1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湖南:改革出版社,2000.277，33.

〔6〕上官觉人.曾国藩与孙子兵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261.

〔10〕陈建国.曾国藩六十六全典智谋人生[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9.301.

〔11〕曾国藩.曾文公书扎（卷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2.

作者：芮先红 朱为民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人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