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观对高校德育的作用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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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明人性是善的，但他特别重视人之为人的道理。那就是要具备“仁爱”品德。“仁”的最主要内涵是“爱人”，由“爱亲”推广到“爱人”，具体包括孝、忠、信、恕等内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果没有了爱心和善性，那就不能成为一个理想的人。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的是“爱人犹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退一步也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更是斩钉截铁地表明“人性本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萌芽，如果“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如果没有了善性，那就不是人了，只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善端，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他终极的目的是让人改恶从善，而且他充分地相信，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改变恶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涂之人可以为禹”等。(《荀子•性恶》)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仅要求爱人，还扩及到爱物。程颐就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等等，也是说要用“爱”来对待人、对待物，而不是使之对抗。这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

儒家强调修身虽然是主要的，但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修身养性并不仅仅是为个性道德的完美，更主要的是把这种“内圣”外化为“忧国忧民”“经世济民”的襟怀，期待着修身成仁后再进一步的延伸，由个人而家庭而社会而国家，最终有为于政治，提倡“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经世之学。忧患意识是指人们超越自身的利害，而对自然、社会国家与人类所可能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早在商朝就有了“以天下为己任”之说，孔子是最早论述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忧患是从忧患人生开始的。他指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里仁》)而孟子则明确指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就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孟子有一句关于忧患意识的警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种与天下人共欢乐同患难的思想成为儒家“民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把忧患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向内的发展是人格品德的培养，向外的延伸则是政治实践的理想诉求，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儒家倡导的理想人物，为了自己的志向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修身理论的终极目标。孔子要求“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种不惑、不忧、不惧，是君子对外在力量的一种抗拒，是理想人格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选择。这种独立和主体的人格发挥到极点，就是“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孔子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宣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主张“舍生而取义”。唐代魏征主张“身可杀而其守不可夺”;南宋陆九渊面对内忧外患，号召士大夫“为国死事，杀身成仁”等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儒家倡导这种坚守气节和献身精神，使他们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能够自觉地慷慨捐躯，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人间正气。

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主流是好的，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党，有强烈的成才愿望，立志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但一些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社会公德意识，有些学生随地吐痰，不爱护公共财物，有些学生在课桌椅上乱写乱画，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旁若无人等。二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些学生只懂得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但却不懂得尊重他人;只顾追求自我奋斗，却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三是缺乏诚实心、正义感，有些学生考试作弊，酗酒、盗窃时有发生，部分学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各种不正之风、不文明行为听之任之，姑息迁就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传统儒家的修身观虽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是剔除了其时代性的糟粕，仍然有许多优秀的内容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德育有很重要的启示。田建国在《全面推进以德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中指出:“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要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2］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2］对大学生“成人”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有针对性的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学说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可以说是一剂“对症良药”。

1．在德育目标上，修身观强调把“爱国、爱民”放在首位。爱国与否是检验修身成败的首要标准，“投敌叛国”不仅是自古至今任何民族都唾弃的罪行，也是个人道德领域最可耻的行为。儒家思想倡导的理想人物，会为了自己的志向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修身理论的终极目标。修身观倡导的注重气节、勇于献身的精神，使人们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能够自觉地慷慨捐躯，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人间正气。加强修身教育，有利于深化大学生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培养其坚定的思想信念，从而自觉地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上。

2．在德育内容上，儒家修身观强调道德立身，培养善性;忧患意识，经世胸怀;注重气节，勇于献身等。德育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体现在德育内容上要求高校德育在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基础上，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以往的高校德育偏重灌输不同，儒家修身观强调修身在于实践，在道德实践中发挥学生主体精神，让学生能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实现自我激励、自我完善。儒家修身观重道德实践，在道德实践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精神对当前的德育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修身的目的在于使人不断进步，这一过程永无止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人一生追求，不容稍懈。所以修身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终身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必须相互衔接，不得间断。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但他并没有满足，而是不懈地追求，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修身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明了，而且更要落到实处，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躬行践履，只有真正践行了道德要求，才会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

3．在德育方法上，儒家修身观强调自觉。修身作为一种主体的道德追求，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而是主体的自觉、自需与自律，即一系列的原则与规范首先是指向自我而非他人的。道德的修养全靠自己，不赖外力。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只要努力，人人能做到。孟子区别了“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认为道德修养是“求在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尽心上》)，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到。如果没有做到，只是自己不去做罢了，“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因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尧舜这样的圣人与普通人也是一样的，问题只在于自己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他提醒人们，只有把道德规范变成受教育者的内在需求时，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吸引力，使人自觉的执行。因此，修身观主张知行合一、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甚于监督控制别人，首先做到“己正”然后才能“正人”。修身观要求大学生树立从我做起、言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修身观可以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修身虽然表现为个体的行为，但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他人和社会之外，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然会感染他人，教育他人，从而激发起他人内心的向上的意识。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效法，这就会净化人的心灵，优化校园环境，改善不良的校园风气，营造和谐的充满友爱的人际关系环境。

4．在德育功能上，修身能够不断完善自我，塑造自己的优秀品格。修身可以帮助大学生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复杂的社会人生中确立自我的生存方式，可以协调身与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获取精神上的愉悦感和心灵上的归宿感，不至于在各种诱惑中失去自我;通过修身，使人严肃又不孤僻，活泼又不放浪，稳重又不呆板，热情又不轻狂，沉着又不寡言，和气又不盲从，顺境时靠美德节制，逆境是靠美德坚忍，从而获取精神上的愉悦感和心灵上的归属感。如果大学生都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提高。

修身观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通过修身教育，能引导大学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保持健康的心态，学会处理生活中的顺逆、成败、得失、荣辱、苦乐，培养健全的心理人格。加强修身教育，有利于增加大学生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侵蚀，提高大学生的品德修养，使他们正确认识“名与利”“奉献与索取”“幸福与贡献”等的关系，自觉抵制不良倾向的影响。（本文作者：杜喜荣、冯海伦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