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党建研究的看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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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党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个问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研究。有人讲，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并告诉大家，这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再这么讲，人们听了就打折扣。甚至于还有人提出，1949年的选择，是我爷爷奶奶的选择，那我是不是现在可以再选择一下，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大问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回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时候，常运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观点，从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后，各个阶级轮番上台表演了一番，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不行，作为先进阶级的工人阶级比他们行，所以上台执政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好长时间用的一种教育方法：没有共产党领导，就要吃苦受罪。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地跟党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邓小平、、等同志，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都对党的领导地位作过阐述。但是，我们没有把他们的这些理论总结出来。更没有从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状态，跟他们这些讲话结合在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得比较苍白，正是因为比较苍白，直接的影响到党建研究，为什么？因为党建研究，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或者说，对体制内研究党建的人来讲，至关重要。研究党建干什么？就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我觉得，有良心、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研究。

在国外也有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问题，比如沈大伟，2013年还出了本书———《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他研究我们的党建问题，甚至于对我们浙江的党建，包括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都研究得很清楚。他的立场不一定正确，但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以启示。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征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已经九十四年了，既有辉煌历程，也有风雨兼程。针对我们党建研究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有些研究者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西方政党来研究，比如，有些同志讲，中国共产党首先是政治中介。这话是不对的，为什么？西方政党是有了近代民族国家，有了近代的议会制度，有了选举制度，才有了政党，它是国家与社会和公共群体的中介。但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是先有了革命团体，才有了近代民族意识，我们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作为革命党而言的。在我国，党不是在国家与社会和公共群体之间的中介，而是党—国这样的逻辑，即立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样的逻辑，党还要教育和引导人民的。所以在强调群众时，别忘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为了群众之外，还有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这样的任务，什么叫先锋队？先锋队应比一般的群众觉悟更高。我们党强调的是先锋队。

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把我们群众路线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共治，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沟通理论。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把我们党当作西方政党来研究的。其次，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认真的去比较研究一下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二者阶级基础不同，二者的立党宗旨不同，二者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国民党跟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就是历史观不一样，就是组织的严密性不一样。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铁的纪律，所以它失败了。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民心，所以它下台了。国民党的立党基础不稳，从它立党，就是帮会起家，只讲义气、不讲原则，它不相信群众，这是我们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区别所在。我们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的，苏联共产党亡党了，那么我们党为什么能挺住？这里面也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党的与时俱进。与时先进的精神，使我们党闯过一道道难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执政党区别在哪里？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把区别弄清楚。所以刚才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教授也讲了，我们用革命党的方式来做执政党的事情，那么到最后可能很多事情难以做好。

第三个问题，重新认识中国政党政治逻辑的力量。所谓中国政党政治逻辑，意即中国政党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规则。中国有政党的历史距今已经有121年了，121年期间，实际上有很多的实践，到今天为止，有几个是沿着中国政党政治逻辑运行的？历史上的政党曾搞过西方政党的民主选举，也曾搞过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都失败了，孙中山先生在1914年6月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要想走上现代化，那么只能有一个政党，这个政党要想有力量，只能遵从唯一的领袖，这个领袖为什么值得尊重？他有独特的、能够革命的主张，能够说服党员，能够说服人民参加革命。孙中山他是不发动人民的，他能说服党员参加革命，这就是后来国民党总结出来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们党是1943年开始批判这个主张的，我们党坚决批判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什么叫党？党的属性是纪律维持的，纪律维持首先要思想上统一，思想上统一，才能干大事，讲的“四个统一”，首先是思想统一。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提升党建研究问题的自觉性，这就是中国政党的客观实际。

第四个问题，进一步开辟党建研究的空间。一是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史的研究，要把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研究结合在一起来展开。2010年7月份讲了党的建设，实际上党史三大块，不是说改革史、革命史、新政史，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党的完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指党的活动史、党的组织史、党的理论发展史，三者的有机统一。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党建，新时期的党建，没有去光顾党建发展的历史。到现在为止，刚才陈东平副秘书长也提到，我们没有党建方面的好教材，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好的党建史，没有好好去研究。那么，党的建设史，没有与党的理论发展史和党的活动史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党史研究也是搞得稀里糊涂的。组织运作史，我们也没有好好地去研究。二是高度重视政党基本理论，尤其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大家都在讲党建，包括我们一些年轻同志也在做一些比较政党研究，由于受一些人的影响，做政党现代化研究，试问有几个年轻人去好好看看、问问、做做的？都没有好好的看原著。其实，中国的政党学说是相当丰富的，我研究了一下，从1914年到1929年，删掉好多后，我们挑出来的政党学的文献，就将近一百五十万字，我大概做到了1960年，应该有三百万字的材料。怎么去看待政党研究中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人认真去做，所以，这两块基础的东西没有去做，我们的党建理论基础比较差，没有去研究党建发展战略，刚才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教授也讲到中国梦。我们总讲“两个一百年”，到那时，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没有人想到，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党会变成什么样子？到2049年的时候，社会结构会怎么样？社会人口的比例会怎么样？结构怎么样？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在哪里？我们党的经济基础在哪里？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战略的、宏观的考量，没有去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角度看，未来党的建设怎么能一步步跟现实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步伐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对国外新世纪以后，尤其是欧美国家，搞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党的建设研究的动向，我们都要追踪，但许多都没有去好好地追踪，比如一些很有名的研究中国的杂志，当中有许许多多好的党建文章，如《中国季刊》里面，从1959年到1970年那么十一年期间，就光谈中国党建的西方学者，就有十七篇论文。但是我们到了新世纪之后，也没有人去研究，没有去真正地追踪，这更是个大问题，值得注意。

作者：杨德山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