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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比较
“标准”着重强调知识的掌握,对各级各语言学习方面的要求也过于刻板。如“能在听的过程中用适当方式做出反应”“知道错误的发音会影响交际”“了解单词是由字母构成的”要求对已初三学生来说过于简单,不符合的学生心理发展水平。“指引”在具体的语音技能和知识方面没有做出具体的要求,给各个社区,学校以及教师以自由的空间,使教师充分发挥教学的艺术性,享受教学自由。听说技能是人与人的交流中互动的两个要素,而“标准”中将其分开描述,虽然具体可行,但是不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与他人交流。“指引”中则通过“交流技能”将二者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也对学生运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香港在英国殖民者西学强于中学思想的灌输下,英语为越来越多的港人所注重。学生们对外语的兴趣,来自强烈的自我动力。英语逐步演化为人们上大学、出国深造、进入商界和政界管理层、成为社会名流等方面的敲门砖。因而对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远远高于内地。
“标准”在情感态度方面,即规定个人的微观感情态度,也要求了宏观的爱国情怀,多维度,多角度的进行描述,但是缺乏明确的层次的划分显得片面和空洞。“指引”则通过价值观和态度两个方面、从社会和个人的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全面具体。值得借鉴的是“指引”的规定饱含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社会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的愿景,以及完善人格、积极人生的追求。相比之下,“标准”在情感态度方面的阐述显得过于单薄,对学生的要求也较低,难以应对21世纪对全面发展人才的要求。“标准”的学习策略通过认知、调控、交际和资源四个方面展开。主要是提供一些具体的学习手法,促进英语学习,但总体来说要求都是基本易行的。“指引”通过“批判性思维”提出训练思维,而不是简单地提出学习英语单词,或者语法的方法。“标准”的调控策略中也提供多种途径改善学习。“指引”则在“自我管理”中提出了多种自我控制的策略来改善学习。
两者分类不同,但具体内容大体一致,都是英语学习策略中不可或缺的。“标准”交际策略体现了英语学习的重要策略途径,同时“指引”也通过“合作技能”指导学生通过如何进行有效合作。不同的是双方目的和手段的倒置。“标准”中交际是手段,学好英语是目的;而“指引”中学英语是手段,学会合作是目的。由此可见“指引”更强调英语的工具性功能。“标准”的资源策略中提供多种策略,多途径的扩展英语学习资源。在香港,学生完成中三课程后,只需通过校内成绩评核,便能决定能否继续升学,而毋须参加中三淘汰测试。约有85%的中三毕业生在官立及各类资助学校升读中四,其中6%的学生则入读职业学校。因此,相较于内地中考的升学压力而言,香港课程标准几乎无需考虑学生为应付升学考试而掌握的语言知识,能够把重点放在学生语言技能的应用上面。
文化意识方面,“标准”做了全面的规定,而“指引”的课程内容中并没有所体现。这和两地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内地沉淀五千年华夏文明,对外开放不过30年,对西方的文化的了解度和接受度都较低,因而在课程标准中对文化意识有所强调。香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资本的多样化、国际化,决定了香港必然具备国际化都市的特点,也决定了香港文化的多元化的特点。因而西方文明已渗透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学生已经对文化有所内化,无需过多强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指引”中特别提出了“创造力”和“数理能力”体现社会高速发达的今天,创新能力和文理兼备的决定性意义。
课程评价比较
“标准”关注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过程以及学习的效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既关注结果,又关注过程,使对学习过程和对学习结果的评价达到和谐统一。“指引”鼓励教师使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促进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并强调执行时需要家长、学校和教师三方配合,从而行之有效地通过评价促进发展。
两地的课程文件都提到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多种评价的功能,取向上趋于一致。不仅重视测试等终结性评价,也重视老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在评价采用的具体方法上,香港和内地都很多样,例如纸笔及口头问答,测验,游戏,演讲,方案研究,学习档案,过程写作等。“标准”中提炼出的七个要求,较为全面总结了教学评价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值得每一位标准使用者反思。“指引”则概括出了有效的评价形式,教师则可以按这些形式有效评价学生学习。
“标准”还列出听力,课堂学习活动评比,学习效果自评,问卷调查,访谈,家长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与评价等等,它们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便于教师做实际参考,但缺乏启发性思考的部分。“标准”在终结性评价的细节问题上也做出了规定,例如听力测试在学期学年和结业考试中的比例不得少于20%;避免单纯语音知识和语法题,增加具有语境的应用性试题,减少客观题,增加主观题;不得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香港“指引”也为教师进行评估提供了具体指导,教师应通过哪些方式开展进展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课程指引都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但不如内地的具体完善。在这一方面,“指引”还有待改善,有必要通过实际的教学探索,提供不同的评价模式应对的评价对象,从而促进教师对“指引”正确使用。
总结
内地和香港的英语课程标准都是课程改革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由于两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不同,课程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异。本论文通过对内地和香港课程标准课程目标、评价的比较,发现两个课程标准共同点和差异性,促进课程标准内容改革完整,充实信息量,为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清晰、完整、丰富的信息。
作者:徐洁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