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成人教育的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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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人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更为密切，社会变革推动了成人教育发展，成人教育的发展又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19世纪末，整个社会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具有维新思想的仁人志士提出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主张，同时也把成人教育的启蒙思想——平民教育观念引入中国。尽管失败后清政府取缔了几乎所有的新政措施，但适应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平民教育思想却无法从人们的观念中抹去。在一些先进人物的推动下，这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人们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个性解放的重要武器。因此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许多专为成年人举办的通学所、宣讲所、讲堂、夜校等办学形式。在这种教育新思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于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也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列入《癸卯学制系统图》。这种“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所招收的学生就是年满16周岁以上且已从事农、工、商各业或准备从业的各类成年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和成人教育工作，在191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和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卯学制》中都将成人教育纳入学制管理体系。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时也积极倡导平民教育和成人教育，并在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1918年，在北大开办了平民夜校和校役夜校，举办了“新闻学研究”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该研究班结业的学员之一。蔡元培这些举措不仅翻开了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历史的第一页，而且也开创了中国普通高校举办成人教育的历史先河，其重要意义在于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平民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有统计资料表明，1918年全国已有通俗教育讲演所2597个，通俗教育会342个，巡回宣讲团742个，简易识字学塾4851个……。这些教育形式对于宣传科学真理、传播西方文明、教育平民大众、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等都起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社会活动家们始终重视通过成人教育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一些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以此传播革命真理和先进思想，促进了先进文明和文化的普及。1917年，在湖南创办了工人夜校，提出该夜校是专为工人设立的，开设国文课、算术课、常识课（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治、经济等）。1919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大学的邓仲夏、张太雷、、许德珩等曾多次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分赴北京长辛店和南口等地宣讲革命的科学道理。1920年，又在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与此同时，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天津、郑州、济南等地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也举办了工人夜校、识字班等。这种成人教育活动，不但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质，也增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了生力军队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向，指出“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步成为劳工组织的核心，所授所学，最重要的是应能唤醒劳工觉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其以后的革命历程中都积极推动成人教育工作，开办了诸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西北军政大学等学校，并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工人补习学校、业余技术补习学校、工人政治大学等，同时还在解放区开展冬学活动，组织工农大众开展文化和生产技术知识学习等等。这些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展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对推动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了重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也在这种成人教育活动中学习了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提高了阶级觉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自觉地承担起改造社会、推动革命和历史前进的巨大任务。正如英国人J•R•盖德和C•J•泰特缪斯1989年在研究社会变革与成人教育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这样说，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来自于成人教育，而同时革命又促进了成人教育的发展。在俄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目的是使人民对迎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有所准备。后来发生的古巴、中国和越南的革命也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发动革命战争以前以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着手抓（成人的）教育”2，通过成人教育活动，“那些参加社会和军事革命的男人和妇女们很快就学会他们以前还非常陌生的新知识、新方法”3，从而能够胜任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和新的管理任务。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人教育都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实现了新的发展。同时，它也在不断发展中为社会变革培育了大批的急需人才，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广泛的成人教育实践衍生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成人教育概念更加清晰，形态更加完善和丰满

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推动工作是值得称道的。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一次（1949年）和第二次（1960年）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上，就曾试图为成人教育概念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最终都没能实现。20世纪中期，成人教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普及。虽然由于二战及后来“冷战时期”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常被置于封闭的“冷宫”之中，其成人教育的普及受到一定的制约，但各国求进步、谋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客观愿望汇聚成的巨大时代潮流，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和民族（哪怕是被处于封闭状态）都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成人教育规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产生了一些新的教育思想、理念和实践形态。例如，非正规教育、社会教育、开放教育、校外教育、远距离教育、遥授教育、业余教育、回归教育、延伸教育、推广教育、拓展教育、补充教育、继续教育等等。研究这些教育形态的本质不难发现，这些教育大都是针对各类成年人所展开的，其本质都属于区别于传统学校教育的成人教育范畴。这些教育思想与形态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成人教育的社会实践，但同时也给国际社会使用通用语言制定“游戏规则”，推动成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国际社会在教育领域对成人教育本质、特点、形态及概念的研究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1972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等向该组织提交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的问世，成人教育的概念才基本得到明晰。该报告指出“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是成人教育”策略应把迅速发展校内与校外的成人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之一”5，用描述的方法勾画了成人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1976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建议》中又以埃德加•富尔报告中的描述性定义为基础，重新规范了成人教育的定义：“‘成人教育’一词是指整个有组织的教育过程，不论其内容、水平、方法如何，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的，不论是延续或是取代在学校和大学进行的初步教育以及在企业的学徒培训，通过这个教育过程，使社会成员被视为成年的人增长能力，丰富知识，提高技术或专业资格，或使他们转向新的方向，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均衡而独立的发展两个方面，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得到改变。”6这一定义，揭示了成人教育形态的本质属性，规范了成人教育概念的范畴，界定了成人教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理清了成人教育与其它教育形态的关系，同时也吸纳了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成果和新经验，把各国成人教育实践衍生出来的新概念包含在自身体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人教育概念使用方面的混乱局面，使其成为国际社会研究成人教育发展及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通用语言，而且也吸收了各种新教育理念、思潮的思想精华，进一步完善了自身形态，丰富了自身体系，推进了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三、成人教育思想、观念和实践形态逐渐被各国社会和政府广泛接受，并成为各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成人教育在任何社会中再也不能是无关紧要的活动部门了，我们必须在教育政策和教育预算中给予它相应的地位……”7上个世纪中叶，世界工业化速度的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都强有力地推动了成人教育的发展，许多国家都把成人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列入到教育发展规划中，从而提高了成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一些国家还制定了成人教育法律法规，为公民普遍接受成人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1966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成人教育法案》，从而使大量少数民族成年人和低收入人群可以在公立学校成人班学习，并阐明其目的是帮助成年人“克服英语方面的障碍，以改善其从职业培训中获得学艺的能力，或者增加他们取得更好、更能发挥其才能的职业机会，以及使他们能更好地履行成年人的义务”。日本1949年就颁布了《社会教育法》，并把社会教育定义为除了学校教育外，主要是对青少年及成年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德国在1976年颁布了《联邦函授教育保护法》，并先后颁布了诸如巴伐利亚州的《成人教育促进法》等十几个适用于不同州的有关成人教育的法律法规。巴西议会在20世纪中期就制定了《基础技术培训法》和《职业教育法》，建立了全国性的成人职业培训系统，推动了被称为“补充教育”的成人教育的发展和进步。瑞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通过扩充公共成人教育和实施高等教育开放政策，积极推动了成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970-1971年度瑞典全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约有550万，参加成人教育的总人数就有近200万。而同年度还约有17万人参加各级政府所开办的成人教育班，有3万人进入民众中学班学习，10万人参加了劳动市场训练，1.1万人就读雇员组织举办的各类课程。坦桑尼亚则在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中对扫除文盲等成人教育发展作了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1969-1974）期间，坦桑尼亚总统在年度报告中就指出，“成人教育应朝着社会主义和全民族的方向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成人教育的目标是使坦桑尼亚人民从过去所过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学会改进自己的生活，了解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方针”8，并规定1970年为成人教育年。在我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对有关成人教育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广泛需要”9。政务院1950年6月1日发出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了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等文件，并推动了三次大规模扫盲运动的广泛开展。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成人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10的发展方针，极大地推动了此后的工农教育、业余教育、干部教育、函授教育等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1986年12月，国家教委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有关干部、职工、农民的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就改进和加强这方面工作，做出专门决定”11精神，召开了专门研究“改革成人教育，发展成人教育”的成人教育工作会议。1987年6月23日，国务院以国发[1987]59文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同等重要”12。1993年1月7日国务院以国办发[1993]3号文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同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又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3，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则把“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作为“教育基本制度”固化在教育法律体系之中……。这些都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把成人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予以推动，并以纳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规划、制定指导方针和政策、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等推动了成人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克林N•鲍尔所说，“中国始终走在这场全民教育运动的前列，其整个教育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经历了彻底的变革……在中国，有三方面的因素将促成这一重大进步：政策上对教育的有力而持久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保证和用革新方法解决问题”14。

四、成人教育的广泛实践孕育了终身教育思想理念，夯实了终身教育体系的结构基础，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了梁欐作用，鼎力支撑了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

《学会生存》一书曾指出，终身教育思想理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或“我们时代的创见”，而是早就见诸于成人教育的广泛实践中。1965年12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计划处处长的保罗•朗格朗首次以“终身教育”为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成人教育国际促进会上作了报告，并正式提交了《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后该提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研究报告形式公开发表。1970年，保罗•朗格朗出版了《终身教育引论》一书。在该书中，保罗•朗格朗把终身教育概括为，“我们所说的终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试验和成就，换言之，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15，是“建立一个彻里彻外地渗透着终身教育原则的社会”16，“实施一种与社会的进步和成就紧密相连的教育”17。同时他在该书中也明确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成人教育方面首先对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工作的性质、环境、进展以及遇到的障碍做出了一系列的分析，才提出和制定了终身教育的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发展了终身教育的实践”18，“倘若人们未能得益于成人教育和更一般地说由校外的培训方法所做出的显著贡献……，那么，我们有关终身教育的想法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无疑迄今尚未形成”19，并强调指出“成人教育在整个终身教育体制中是‘火车头’”20。纵观终身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各国广泛的成人教育实践为终身教育思想、体系和实践形态诞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并以自身体系的不断完善鼎力支持了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封闭的’教育体系应该变成‘开放的’教育体系”21，《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如是说。二十世纪成人教育的发展，突破了“限制时间（规定‘学龄时期’）与限定空间（一定要在学校里面）的教育”22思想之束缚，把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与成年期的各类教育有机联系起来，并沿着年龄数轴将人生可接受教育的年限一直延伸至“终生”，从而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是成人教育”23的客观规律，证明了人到终生都可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可行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引导了传统教育观念向终身教育思想观念的发展和转变。“成人教育也是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的手段”24,它与各类传统教育建立的沟通、衔接、联系与互动的关系，所形成的开放教育体系，坚持面向成年人的教育宗旨，注意发挥成年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着眼于成年人人格的发展建设，推进现代成年人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发展等等，都与终身教育基本原则、思想目标和以人为本的宗旨完全一致并弥补了终身教育体系中从成年到终生的教育“空位”。因此，成人教育也“是终身教育与学习的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3。二十世纪，成人教育在充分彰显自身教育形态、体系和本质特征的发展中，为终身教育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实践和体系结构基础；终身教育思想观念和体系形态，也正是在成人教育广泛的社会实践上中孕育发展成型并走向完善。同时，成人教育也在二十世纪的不断变革中实现了浴火重生，在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结构框架中担当起中坚梁欐作用，在鼎力支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工程的不断发展中迈出了新的步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为二十一世纪成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李国斌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