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技术杂志范文

一、从文学“终结论”谈起

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本来纯属西方语境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同行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为人所关注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今已经由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也许由于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其时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因此对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从该文所述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1]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这一次也许是语境不同了，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著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和难予苟同，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2]然而此后中国文论界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未继续深入讨论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我国文论界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危机的议论却逐渐热闹起来，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米勒等人的论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思考。

最近金惠敏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文论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看来是误读和误解了，因而试图对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重新读解。[3]那么中国文论界对米勒的误读和误解究竟何在呢？按金文的看法似乎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米勒（似乎对于德里达也是如此）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他一方面固然言之凿凿地认为文学和文学研究从来生不逢时，并预言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可能更难以继续存在，并为此而深感忧虑；但另一方面，在该文结尾，他又试图“换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执著态度与信念：“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这又表明他并不愿意相信文学和文学研究真的会终结。这两种表述显然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对米勒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感受深刻，而对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有所保留的方面则比较忽视，或至少是注意不够。二是无论米勒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会走向终结也好，还是对此并不愿意相信或有所保留也好，其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论界从米勒和德里达的论述中所读解出来的，是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这固然不错，但这也许只是表层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电信技术发达就一定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难道只是因为图像网络文化的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使得人们更热中于读图读屏而无暇去阅读报刊杂志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完全如此。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而文学依赖于语言传达和阅读，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正是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它的危机。金文正是把这样一个问题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从而以“距离”说为线索，去探寻他们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解读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从而对当前的文学危机加以解析。

从“文学即距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以及思考文学危机的缘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张力与阐释空间的问题，金文的读解阐释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我感到，金文对这一命题的读解阐释，主要是以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论述为依据的，而对米勒的看法则所论不足；并且稍加比较可知，德里达对“距离”的理解可能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而米勒对文学的理解想象，则更多从文学的“旧式意义”即“文学性”方面着眼，更为重视语言“陌生化”以及修辞性表达与阅读方面。那么对于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在金文探讨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二、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

按金文对德里达的读解，关于文学的本质特性，似乎可以从对情书（书信）的理解开始：《明信片》中以情书暗示了一种思维踪迹：“显然情书作为一种书信其客观之必要性在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存在有距离。而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由此而联系到文学：“当爱情就是身边的事实时，没有文学；而当其飘逝于彼岸时，文学即刻诞生。……在此德里达是否就是说如同情书的写作，文学的诞生亦须以距离、意识甚或生死相隔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层面上？……德里达敏感于距离，以及距离的消逝对情书、对文学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首先是来自电信技术，“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是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在。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首先是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传达，传达那不是其本身的东西，——传达是往来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5]

那么文学的距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距离，这种距离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正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技术特质下，网络文化异质性解释的可能

在“网络文化”理性系统的构成中，各种网络技术具有关键性意义，对网络文化的异质性解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首先，网络技术鲜明的社会文化性为文化的异质性解释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切入点。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曾说：“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①可见，网络技术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与功能。也正是这种原因，我们在分析网络文化的特征时必然要涉及到技术在对文化的扩散与渗透中所实现的文化飞跃，这是网络文化异质性解释的前提也是分析的过程。由此着手，我们才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表征新的文化特点。可见，网络技术本身就为网络文化的异质性解释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切入点。其次，网络技术条件下，网络文化与技术的模糊界线为异质性解释提供了潜在的范围。可以说，现代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技术与文化原有的区分岭。在此之前，技术始终是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存在，文化则表征“人的在场”、“什么是特别属于人的”与“什么是特别属于技术的”，界线比较而言是清晰的。但在网络技术条件下，这种界线开始模糊，网络文化中“什么是特别属于人的和什么是特别属于技术的这两者之间原有的区分变得更加复杂。”

②毋庸讳言，这是人与技术纠缠下的文化与技术的融合。当前，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文化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价值观念也将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中与其进一步融合。而此种融合下的模糊界线势必造成网络文化与其相应的技术革新一定范围内重叠，从而为异质性解释提供了潜在的范围或者说可能。最后，网络文化异质性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基础性也为其解释提供了直接的现实依据。就网络技术而言，如果我们仅仅把其理解为一项技术，那么我们现有的技术文化研究将毫无价值。然而，互联网技术它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它的特质决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人类的各项活动，而且可以用来联系人类的各种需要。在网络技术构造下的虚拟世界内，“由于你全身心地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所以虚拟实在便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人类经验———这种经验的重要性之于未来，正如同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之于过去一样，它的潜在影响非常之大，有可能界定因此利用而产生的文化。”③可见，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界定现代文化的可能。事实上，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为物质基础、信息的发送和接收为核心的网络文化就是被技术所限制或者说界定。在确定了网络文化的技术基础性这一前提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网络技术特质性入手来解释网络文化的异质性是完全可能的，具备其现实的依据。

二、技术范围内，网络文化异质性内涵的判断

1．数字文化信息数字化技术是网络文化构建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数字化”前提下，任何一种声音或光线，均可以变成“基本的数码系统，不仅可以储藏，而且可以输送，还可以随时复制，最后还可以发明和改造。如此一来，声音和视像、思想和行动，全部都数字化了。”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文化的创建过程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处理信息的过程。同时，数字化技术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它往往倾向于将世界的一切要素都数字化、符号化。文化信息也从传统的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转化为数字形式，被高度统一为“1”和“0”的形式而存在。这样一来，网络文化的主体———人，由数字符号构成，成为数字符号化的人，网络文化交往行为成为数字符号间的互动，网上文化社区成为各种数字符号的定期聚会。网络文化正是通过这种数字符号在将外界数字符号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数字符号化。

2．虚拟文化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提供了网络文化虚拟性的可能。虚拟是与现实性对立的，是在“现实性范畴框架之外”⑤的，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对于现实性来说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定。网络技术正是扬弃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定，“通过虚拟的方式生成主体人独特的文化体验。”⑥追问下去就是，在技术范围内虚拟实在是计算机仿真和感觉共同创建出来的人工实在，它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化使真实的世界转换成为数据流，形成虚拟下的感觉真实。“也就是说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现实的客观世界被转换成为数字化的信息，从而赋予了网络文化虚拟性的特征，使文化以虚拟的方式呈现出来。”⑦可见，网络技术正是通过虚拟方式把人的意识延伸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文化以虚拟的方式呈现出来。

3．交互文化数字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说：“新的青年文化正在兴起，……它是由网络时代使用互动式数字媒体而产生的文化。”⑧在这种文化下，“网络将提供积极的参与而不是消极的旁观”⑨。可见，网络技术下，数字媒体双向快速的信息传递性质决定了网络文化应该是一种交互文化。此种文化“取消”了受众与传众间的界限，并在信息反馈的即时性与直接性中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交互关系，信息从此双向流动。交互的网络文化表征着平等的网络文化性质。在交互的网络文化下，无中心散布的网络技术使平等自由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普通大众获得了空前的平等话语权。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文化的制作者和参与者，……回馈不断在使用者之间循环进行。”⑩而且，随着网际复制和传输数据成本的日益降低，信息传送的力量在分配上将更加均匀，造就文化的权利力也正有传统诸如杂志，电台等大众媒体转移到了每一格网络使用者手里，文化地位的传统分野正在消失。同时，网络文化的交互平等特性决定了网络文化在结构上必然是一种无中心的新型文化方式。作为一种平等文化，网络文化实行的是一种分散而无中心的管理方式。加之网络文化的数字化、虚拟化以及信息的零碎化，使得网络文化在监控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在未来的社会里，“没有一个机构和部门能够支配或控制信息流向。”瑏瑡网络文化具有较低发可控性。

4．超时空文化网络文化还是一种超时空文化。这是由网络技术对时空上的极大压缩性决定的。先进的网络电子技术通过对时空的“虚拟”可以突破现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极大地压缩文化传播的物理时空。通过互联网，文化信息几乎可以瞬间达到分布于全球各个地区的用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零距离。网络技术所实现的文化传播速度和效率之快、范围之广，是以往任何文化及其文化传播媒体都无法媲美的，可以说，网络文化的这种高效性、零距离传播的特征，是直接决定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就文化的零距离而言，文化的全球化是其重要表征。当然，经济全球化是决定文化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原因。互联网技术使文化的传播能在瞬间超越天然的时空障碍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融合。正如美国学者萨姆在《跨文化传播》一书中所言：“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坚持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通电信技术的发展，似乎在迅速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由于偶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某些曾经显得遥远的、与世隔绝的文化，一下子与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瑏瑢可见，网络的超时空性使网络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综合所述，在网络技术特质下，网络文化表现为数字性、虚拟性、交互性以及超时空性异质。当然，网络文化还具有其它众多特征，但笔者认为上述四点是技术特质下，网络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异质。

（一）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的洪流滚滚向前。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排山倒海之力向着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和僵化观念进行着猛烈地冲击。经济体制在改革，政治体制在改革，教育体制当然也要进行改革。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而进行经济建设的首要战略措施就是发展教育和科技。教育事业既担负着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充足物质基础，这就必然使教育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当教育发展受到限制的时候，经济发展又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就形成恶性循环。这个矛盾在需要较大投资的高等教育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兴办更多的大学以满足升学和建设的需要、结果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中学生是“千军万马”，而大学却是“独木桥”。经济建设需要“千军万马”而“千军万马”又过不了“独木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认为，要解决教育发展与经济基础不足之间的矛盾，除要采取多方集资办学外，还有两种方法：一是找到一种投资不多而又行之有效的先进的教学手段。我认为电视教育就是这样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电视教育对于解决所述矛盾是有很大作用；二是将高等教育部份地商品化，依据推受益谁投资的原则，让受高等教育者承担更多的所需费用。但这样作有可能使一些优良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这对发展教育是不利的。利用电视教育可以缓解这个矛盾。因为电视教育成本低学生的负担也就相对轻一些。电视教育为学生提供了费用不高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上述两种方法最后都归结到充分利用电视教育这一点上。而要充分利用电视教育，又必须对现有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以使教育体制更适合于电视教育这个先进的教学手段。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一个大胆的设想

如何利用电视教育以解决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基础不足之间的矛盾？如何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我的具体设想如下：将大学分为基础大学和专业大学两部分，就像将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