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论文范文

一、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一、国家层面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

(一)模型和数据说明为了研究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本部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该模型的优势是不再认为线性回归中的β为定值，从而可以反映不同时期下中国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状态空间模型中包含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本部分中假设状态方程服从AR(1)过程。回归的结果中每年都会得到一个β值，当β较大时可以认为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较强，而β较小时可以认为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较弱。本部分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作为中国财政政策的指示变量，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宏观经济的指示变量。所有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样本区间为1980年到2011年，利用1978年为基期的CPI对数据进行了平减。平减后的数据取对数，分别记为FIN、GDP、INV和CON进行回归。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FIN、GDP、INV和CON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进一步利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FIN与GDP、FIN与INV和FIN与CON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回归。做出三个系数的变化示意图(左坐标轴表示FIN对GDP和FIN对CON的系数，右坐标轴表示FIN对INV的系数)如下。从图中看出，虽然具体的数值和波动情况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大体上看，三个系数的变化情况十分相似，即以1997年左右为界，1997年之前，三个系数均呈震荡上升的趋势，而1997年之后三个系数均逐渐下降，目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目前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较低。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做以下的解释: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本身也存在着挤出效应、财政债务风险加大等负面影响。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其负面效应会逐渐增大，导致其对于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步减少，即财政政策的系数会下降;而随着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其负面效应会减少(比如债务风险，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减少政府的支出，即减少财政赤字带来的发行债券的压力，从而降低债务风险)，从而对于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步增大，财政政策的系数会上升。1997年前后恰好是中国财政政策由紧缩向积极变化的转折点，所以财政支出系数也从上升趋势转变为下降趋势。近十余年来，中国财政政策基调总体来看是积极的。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现阶段中国财政政策的作用处于较低水平，最佳的选择是采用适当紧缩的财政政策。但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民经济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改变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研究不同区域财政政策的效应，对于财政政策效应较大的地区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而对于财政政策效应已经不太明显的地区最好适当减少财政的投入。所以说，研究财政政策区域不对称性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财政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性

(一)经济区域的划分为了研究财政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性，需要对经济区域进行恰当的划分。对于经济区域的划分，目前存在着三区域(东、中、西)、四区域(东、中、西部和东北)、八区域(八个综合经济区)和31个省级行政单位等多种划分方式。本文选择八区域的划分。理由是三区域和四区域的划分比较粗略，并且更多的是从地理的角度而非经济的角度进行的划分。31个省级行政单位过于细致，不利于规律的总结。八大经济区的提法来自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新的综合经济区域划分设想，把内地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每个区域有3到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这种划分保证了每个区域内的省份地理上的毗邻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有利于研究中央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鉴于此，本文采取了八区域的划分。

(二)变量的选择与处理本部分选择的样本区间为2007年到2011年，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对于每一个个体，样本量为60。考虑到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升，采用较短的样本区间和较高的数据频率可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这也是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选择中国月度的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指示变量;选择各省月度房屋新开工面积作为宏观经济的指示变量。将各大经济区域内所有省份的月度房屋新开工面积相加，得到该区域月度房屋新开工面积②。由于某些省份1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数据缺失，所以按1月和2月工作日数量的比例将该省2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进行分配;某些年份中国12月财政支出的数据缺失，按11月和12月工作日数量的比例将11月的财政支出进行分配。另外，考虑到数据存在季节性(比如东北地区1月和2月房屋新开工面积明显低于其他月份)，采用X－12方法对各大经济区的房屋新开工面积和全国的月度财政支出进行季节调整。调整后八大经济区域房屋新开工面积的数据分别记为DBDQ、BBYH、DBYH、NBYH、HHZY、CJZY、DXN和DXB(分别为各大经济区域名称拼音的首字母)，调整后全国月度财政支出的数据记为FIN。对数据进行如上处理后，进行实证分析。对于财政政策区域不对称性的研究，多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本部分也将沿用此思路，从因果分析和影响力度两个角度研究财政政策的作用。

(三)回归分析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的情况，首先要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的方法是ADF单位根检验，并且根据SIC准则选择滞后期，检验的结果表1。检验结果显示，各个数据均为平稳序列。为了验证财政政策是否对各大经济区域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本文关心的是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所以只需要关注财政支出是否是房屋新开工面积的格兰杰原因。考虑到采用的是月度数据，因此将滞后期分别选为3期和6期，以分别对应一季度和半年度，检验的结果如表二: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3期时，财政政策是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大西北宏观经济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6期时，财政政策是东北地区宏观经济的格兰杰原因。接下来，进行方差分解，以验证国家财政支出对各大经济区域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关注滞后6期和滞后12期的方差分解结果，以获得半年期和一年期财政支出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被解释变量均为宏观经济，方差分解的顺序为财政支出在前见表3。)。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财政政策在东北地区、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影响位居前三位，而对于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的影响位居后三位，6期和12期的结果大致相同，唯一显示出差异的是南部沿海，财政政策对其12期的影响要远高于对于其6期的影响。综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性:财政政策对于东北地区和大西北的作用最强，即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拒绝，而且财政支出对于该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较强;而财政政策对于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的作用最弱，即不能拒绝格兰杰因果检验，而且财政支出对于该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较弱。

(四)稳健性检验在上一部分中，采用房屋新开工面积作为宏观经济的指示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中国财政政策存在明显区域不对称性的结论。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接下来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作为指示变量，研究财政政策在各大经济区的作用。两者均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利用同比增速数据计算得到各月的绝对数，并且利用工作日拆分和季节调整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所有数据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关注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4。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房屋新开工面积作为宏观经济指示变量的结果类似，财政政策在东北地区、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影响作用较强，在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影响作用较弱。另外，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显示，财政政策在长江中游的作用较强，在南部沿海的作用较弱。总体来看，财政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性比较明显。

一、在“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凸显“公平优先”，同时注重效率

实证研究表明:新体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一些相关的社会矛盾也有所缓解。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难以解决目前农村义务教育中存在的经费缺口问题;“一费制”仍没有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学生公用经费大幅度削减等。2005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袁桂林(2006)调查，2006年率先实施“新机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已经落实到位，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开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庆则再次分配地方承担的份额。［2］在此体制下，其价值抉择转变为:

(一)公平优先首先，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明显“城市偏向主义”、忽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校、培育精英的学校教育模式转向重点攻坚尚未“普九”的学校;此外，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较之“九五”期间投入规模更大，惠普面更广。其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逐步上提到“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层的利益———农民不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而免费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3］再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优先照顾了不发达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顺利完成“普九”，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平等。

(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三、结语

政府在公平与效率的抉择中把何者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由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受国家财政改革的变化而变化。总体上其价值抉择遵循了“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均衡发展”的路径。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和主要责任人应该是国家而不是最底层的农民，从“以乡为主”———“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以及“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村义务教育政府办”，说明了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和责任重心在逐步上提。而完全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首先从薄弱农村再到城市，体现和维护了最广大农民的利益，也是现代社会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笔者以Branson等的模型为基础，在贸易品的生产中引入进口中间品变量，并沿袭Han的模型引入财政政策变量，同时考虑多边贸易流和宏观经济政策，货币当局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目标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从而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本国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生产2种商品:出口品X与非贸易品O。出口品的生产用到劳动L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进口中间品投入Fi(i=1，2，……，N)，非贸易品的生产只用到劳动L。本国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包括中间品投入以及最终商品。本国进口中间品的价格、外国非贸易品的价格以及任意两外国间的双边名义汇率对于本国而言都是外生的。劳动力数量标准化为1，且劳动力市场是充分就业的。参数定义见表1。

(一)出口品市场出口品的供给取决于本国出口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其中，第i国对本国出口品的需求是本国出口到第i国的贸易品(以第i国货币计价)与第i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函数。为了简便，假定所有国家对本国出口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都等于dx，并且本国出口品在所有国家的(本币)价格是相等的。式(4)表明出口品数量的变动是第三国实际汇率的变动、进口中间品价格有关项的变动以及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的函数。式(3)、式(4)与Branson等的差异在于:进口中间品的存在使得均衡价格及产出中多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这一项，这是因为本国生产需要从各国进口中间品投入，其通过生产成本影响出口品的价格及数量。其他条件不变，本国从第i国进口的中间品投入价格增加会导致出口品成本上升，从而使得出口品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出口品均衡价格上升、数量减少。

(二)进口市场本国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分为两类:中间品投入以及最终商品。中间品投入用于本国出口品的生产，而最终商品用于国内消费。遵循Han的方法，引入财政政策变量，假定政府支出完全用于购买进口最终消费品和非贸易品。1．进口最终商品市场在此市场上，假设本国政府花费uG用于购买进口最终商品，其中G表示政府支出，u表示政府花在进口最终商品上的比例。第i国提供的最终商品供给为即进口最终商品均衡价格的变动是本国非贸易品价格的变动、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第三国实际汇率变动、实际收入变动以及名义利率变动和政府支出变动的函数。将式(7)代入式(5)，可得进口最终商品的数量变动M^是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第三国实际汇率变动以及其他弹性参数的函数。2．进口中间品市场进口中间品价格是外生给定的，数量则由出口品需求决定，二者的变化分别为

(三)非贸易品市场本国非贸易品的需求设定与进口最终商品类似，即其与非贸易品均衡价格的变动影响因素相同。若其他条件不变，进口中间品价格增加则会降低非贸易品均衡价格、增加非贸易品均衡数量。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价格增加导致出口部门意愿劳动的需求减少、而非贸易品部门意愿劳动的需求不变，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最终导致实际工资降低、非贸易品部门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非贸易品部门的产出增加，进而降低了非贸易品均衡价格。

(四)货币市场实际货币需求是实际收入与名义利率的函数。

二、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计算

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均衡的条件下，假定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据此求解最优权重。式(21)表明在垂直贸易方式下，本国实际汇率变动不仅与外国实际汇率变动以及本国财政支出变动有关，而且与进口中间品项(J^i+q^Ii－q^N)有关。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本国从第i国进口的中间品价格发生单位变化，则会改变贸易余额，其变动为Γ3i单位。为了保持贸易余额不变，e的变动应为wTBIi单位。而第i国货币贬值1单位，将会恶化贸易余额(Γ2i+Γ3i)单位。为了弥补第i国货币贬值影响，保持贸易余额不变，e应升值(或贬值)(wTBi+wTBIi)单位。当政府增加1单位支出购买进口最终商品时，贸易余额同样会恶化，此时本国货币应升值(或贬值)Z1单位。式(22)右边比式(21)少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以及G^项，而式(23)右边比式(21)少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这是因为Branson等是在最终商品贸易模式下求解最优货币篮子权重，且未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与Han模型的差异在于:在出口品生产中引入进口中间品变量，考虑垂直贸易对一篮子货币权重的影响，贸易品生产函数式(1)、非贸易品生产函数式(11)均出现了pfi。在这些假设下得到式(21)，表明在垂直贸易模式下，进口中间品会通过贸易品成本的变化影响生产要素(劳动)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配置，从而影响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均衡价格及数量，进而影响到本国实际收入，最终对最优货币权重产生影响。因此，当pfi发生变化时，为了维持贸易余额不变，本国实际汇率应相应改变wTBIi，尽管第i国实际汇率与政府支出未发生任何变化。式(21)中wTBi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的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Z1则是e针对政府购买变动的最佳反应。

一、辽宁省文化建设财政政策存在的不足

辽宁省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该领域仍然存在思想观念滞后、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单一、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够等问题。较为突出的有：文化建设缺乏原创意识，文化领域经费投入不足，资金缺口较大，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率低，文化建设结构不合理，文化创新能力不足。制约辽宁省文化建设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文化创新投入体制不完善、文化建设创新平台建设的缺失、文化创新人才支撑不足、文化建设制度创新需要加强以及体制机制、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而以上这些制约因素的形成，都与该领域的财政政策不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一）财政支持文化建设发展的总量不足尽管辽宁省财政对文化的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文化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仍显不足，作为衡量文化建设投入的两项重要指标，即文化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文化事业支出占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比重都偏低。

（二）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首先，在财政投入的用途上，工资等维持性开支所占比例较高，而用于发展文化建设的经费严重不足，因此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其次，财政支出项目结构不尽合理，导致有限的财政支出未能全部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

（三）财政投入的城乡、区域结构失衡辽宁省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无论是经费的基数，还是经费的增长速度，都存在明显差距。从城乡结构来看，省会沈阳及其它中心城市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较多，增长较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则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投资，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比较明显。

（四）公共财政在促进文化建设发展中的定位模糊地区文化建设主要由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部分组成。公共财政对这两方面发挥的作用应当有所区别，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依托，按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人民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而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应当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手段，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通过各种财政政策手段为文化市场主体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努力促进文化产品产业化。

辽宁省文化产业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包括：对于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发挥长效激励作用，针对文化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适用范围、时效有限，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驱动力；税收优惠力度偏小，难以成为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增长点；公共财政的扶持在社会实践中主要偏于实力比较强大、拥有雄厚政治资源的国有文化企业或国家控股文化企业，而对于比较弱小、相对更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文化企业扶持力度较小。在无形资产难以有形质押的情况下，相对安全的投资对象必然获得有限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金融资本的青睐，愈是资金困难的民营中小文化企业获得融资愈是困难。“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二、优化辽宁省文化建设财政政策的建议

1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财政政策

1.1排污收费政策

排污收费是指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依法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收取费用.征收排污费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排污者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始于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7月国务院颁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建立.我国排污收费政策的管理对象是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环境要素来说，排污收费的对象包括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和噪声污染.排污费种类分为污水排污费、污水超标准排污费、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排污费、危险废物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和加倍收费等六种，共计124项因子.我国排污收费执行程序包括申报、核实、核定、依法征收、强制执行、排污费减缓免等一系列步骤，征收标准也有明文规定[3].

1.2环境税收政策

环境税收政策是一种调节企业和个人经济行为，以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保护环境的经济手段.狭义的环境税收政策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和减免的一种税收，即目前学者提出的环境税概念.我国当前并没有开征专门的环境税.广义的环境税收政策包括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税收和优惠政策、环境收费政策.我国现阶段的环境税收政策以收费为主，税收为辅，少量的税收政策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中.同时，在我国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相关征收规定中，也有许多涉及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这些优惠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促进废旧物资回收、鼓励清洁能源生产和鼓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4].

2现行环境保护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通过运用财政经济政策，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2.1财政用于环境保护投入的总量不足

一、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分析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广义上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由此可以看出，公民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都应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而这些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来切实提供，究竟哪些领域需要中央政府提供、哪些领域需要省、市、县级等地方政府提供，这就需要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明确划分。财税体制改革使我国财政支出责任逐渐明晰。在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的分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谓“财政分权”是指建立在政府职能或事权的基础之上，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体现民主精神，采取民主方式并有法律保障，各级政府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各政府间关系等的一种财政体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五级架构的财政分权体制。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就以“减税让利”的税制改革为先导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94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建立了分税制的财政分权体制；1998年我国首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制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财税体制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结合起来，提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这一系列财政分权改革的实质是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是为了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力。财政分权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福祉，因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更加符合效率原则。总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要承担主要责任，各级政府要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二、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之间存在的问题

1.在财政体制方面，公共服务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事权具有决定权，对财政资源具有控制权。实行分税制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这样导致了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而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尤其是在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农村地区面临投入成本大的问题，这使基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财政投入的压力陡增。目前，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大都由基层政府负担或由村级财政部分承担，由于上级政府投入数量不足，且时常不及时、不到位，再加上大多数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导致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普遍较低与供给质量普遍较差。如何界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权事权，深化财政分权改革，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应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均等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2.在财政支出方面，财政支出规模慢于公共服务的增长。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保持了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增长，但从各类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仍不容乐观。我们以辽宁为例，选取2006年到2012年一般公共服务占整个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数据。从表1数据来看，近年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辽宁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的16.43%到2012年的10.65%。

3.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未来财政支出的压力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虽然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迈上一个新台阶，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基础设施规模、布局和功能总体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不仅难以保障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还会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确保财政投入的有力支持是辽宁省乃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三、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选择

1.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综合考虑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因素，按照国家统一制度框架，要加快制定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地方政策法规，提供涉及省级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对市级和县级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监督、考核与问责。增加省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强化省级政府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财政支出压力。

一、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不足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开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银行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长率为2.5%，2009年则回落到0.9%，远远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威胁，财政政策无疑是当前各国治理和应对危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财政政策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但是当前我国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还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制度有待完善税收制度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税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负担过重，最终致使政府税收减少或税收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而言，新办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对税收优惠政策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例如以新办的劳务服务公司为例，在其营业的第一年国家实行免税政策，但是在营业第一年新办服务公司很难实现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税优惠政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此外，我国在对企业实行免税优惠政策时，对其投资环保产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国也需完善增值税设置。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最大税种，但是我国自从设置增值税以来便伴随着重复课税问题，企业面对重复征税往往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显现。当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国对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实行零税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将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税率进行计算，因此随着出口退税率的不断提升，我国要想实现出口商品整理零赋税的目标，可谓依然任重道远。

2.国债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国债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国债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对于国债投资项目的管理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债资金管理体系，对于国债资金的利用缺少监管机制的引导和制约，在国债投资项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决策体系，同时对项目执行也监管不力。其次，国债投资的乘数较低。我国国债投资侧重大规模项目和资金密集型项目，政府往往热衷于包揽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使得国债投资的周期较长。此外，与大项目相比，国债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中小规模的项目关注却不多，结果使得国债投资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效果不佳。

3.债务风险较大国家财政支出需要依据国债的发行量来反映债务依存度，其计算公式是“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00%”。我国的国债是由中央财政负责发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当我国的国债发行量较大时，债务的依存度就会过高，这就意味着财政支付需要依靠债务收入，于是这就会把财政置于一个极具风险性的位置之上，这样将对未来的发展构成威胁。例如审计署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元，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区债务率超过了200%，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风险。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建立健全税收体系税收是国民经济的首要来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税收体系。为此，国家首先可以适当调整企业所得税，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的正向调节功能。对于新办企业和其他国内企业，国家可以实行合并内、外的税收方式，让国内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这一举措将有助于落实和统一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新办企业在执行减免税的规定后，就可以从收益的年度开始计算。此外，对于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国家也要让其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国家也应适当延长亏损抵补的期限。我国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在亏损抵补方面的相关做法，譬如当出现亏损的时候，要允许向前、后结转，这样可以延长向后结转的期限，还可以将纳税人出现的亏损抵完，将其当做年度经营利润的递补，也可以把它当做投资利润或者资本得利的递补。此外，国家还应该积极进行税收改革，革新原有税收政策，通过税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从而扩大社会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2.优化财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国要想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需要优化财政支出政策。为此，国家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投资，保证农业健康发展。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要将农业放到基础地位，适当增加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努力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动农村改革，从而提高农业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保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其次，国家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绑架了我国的经济，据统计，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来自于房地产行业，而地方财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产行业，此外2013年房地产行业的固定投资额更是占到了全国固定投资总额的1/4。当前我国的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十分严重，依然盛行着“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说法，因此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房地产行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国家要积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来调节房地产行业的热度，降低我国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