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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歌中的“禅”道
禅诗或称佛教诗歌,是指宣扬佛理或具有禅意禅趣的诗。自从佛教在汉晋之际从印度传入,这类诗歌就应运而生。禅与中国诗歌的结合,就形成了诗歌园地中的一个奇异品种──禅诗。
禅诗大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禅理诗。这部分禅诗的特色是富于哲理和智慧,有深刻的辨证思维。另一部分则是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的生活的诗,诸如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等。表现空澄静寂圣洁的禅境和心境是这部分禅诗的主要特色。这些诗多写佛寺山居,多描写幽深峭曲、洁净无尘、超凡脱俗的山林风光胜景,多表现僧人或文人空诸所有、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
禅与诗的结合,有其内在本质上的必然性。二者都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生命。二者的发生和圆满也都基于同一种情况:觉悟。禅和诗所要完成的,都是体验和打开,使原本存在于事物中的东西重新凸现出来。
禅诗自晋代以来,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除了历史上诗僧们的大量作品外,像谢灵运、陶渊明、白居易、王维、孟浩然、苏轼、唐寅等历代诗人,也都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
读唐诗和读宋词一样,如果不懂禅,那境界什么的,就肯定是与你无缘的了。比如寒山与拾得,颇有六朝文人飘遗之风,他们同行止共往还。“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都是“疯癫”型的异行僧人。其实,他们的“癫”与“疯”何尝不是佯装呢?在阅尽人世炎凉、看破俗风卑之后,他们干脆来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空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
当诗人一旦与禅思冥合,六根不胶着于物时,诗人就能以明境般的心涵容万物,对境无心,应物而不累于物。这种水月相忘的圆融境界,圆融得脱落了圆融念,便是平常心。他们饥来吃饭,寒即向火,困来打眠。禅悟后回归平淡,以随流的心境恢复到本来的空明,所谓无住生心。要了解一株花,就必须变成这株花,去做这株花,去享受阳光和雨露的恩泽,把握感觉到生命的全部律动。
唯其如此,其诗更加扑朔迷离,魅力无穷。据说,太平洋上的风暴,是从大洋对岸的一只蝴蝶开始的,是从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开始的。那么,就让我们试着来做一下那只太平洋对岸的蝴蝶,试着扇动一下自己的翅膀,飞向唐朝那些诗僧吧。
我国的佛教禅宗,是诗歌的摇篮。禅宗宗师们宣传禅宗教义时,最善于运用诗歌形式,涌现出大量的示法诗,悟道诗。文人士大夫因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也倾心于以禅入诗,从而创作了大量的禅理禅趣诗。而且,自唐以后,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直为后代诗僧和文人所继承,始终兴盛不衰。而后世部分普通文人,因不熟悉佛学的义理和典故,多觉禅诗要么平淡简易,无色无味;要么艰涩谲奥,不知所云。于是,以其所不知为不合格,诸般挑剔,列禅诗于文学的门墙之外,遂使中国文学这一美妙花束,淹没于被遗忘的角落,甚为可惜
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自初唐开始,以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势,奔腾澎湃。尤其唐宋间,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文学更甚,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都受到它的滋润灌溉。僧俗修习禅宗者,遍于全国。禅师们说法开示,摆脱教义,用一机一境,或以富于趣味的文学词句,指出“空有真诠”者,比比皆是。且当时师僧,素质极高,多有“博学名儒,披缁其间”,“影响所及,举凡思想、文化、艺术、建筑等,皆以具出世神韵,富有禅意为最高”。文人中更是无禅不成诗,无禅不成韵,禅风盛行。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受佛学影响很深的大诗人。王维的诗描绘形象、气韵生动,往往在短小的诗篇中借助特殊的意象显示出浑然的意境与隽永的诗意。其诗中常见的几个特殊意象使王维的禅诗别具一番独特的审美韵味。
王维后期的诗歌代表了他的成就。他在亦官亦隐中在禅宗的影响下,写出了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禅诗。王维之所以在艺术境界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为他在禅修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也是在禅修
在分析心理学中,荣格认为“自性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它是那种我们称之为个性的命中注定的组合的最完整的表现。”
人的精神或人格,尽管还有待于成熟和发展,但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体。它叫做自性。自性是统
一、组织和秩序的原型,它把所有别的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意识和情结中的显现,都吸引到它的周围,使它们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
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是充分的自性完美和自性实现。自性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我的合作。对于自性的认识才是获得自性完善的途径。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因为许多人一方面的渴望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对自己又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想一跃而就,立地成佛,渴望有什么奇迹发生,使他们能够转瞬间就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在佛教中,通过那些静观、凝神沉思,使人们更加容易知觉和把握自己。王维正是通过禅修,从而体悟到自己内心中澄明敞亮、无挂无牵、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的。经由自性的发展,人会更加自觉地发展自己的感觉、知觉、理解力和生命的向度。
可以这么说,达到了自性的圆满,就能体悟到一种解脱、自由、轻松、愉悦、和谐的感受,这种轻安和悦宁静自在的感受能消除身心各种的矛盾和痛苦,也得到一种本性的自然流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的感受。在澄明无蔽的境界中,人也就返回到了本真,获得了清净无染的自性,把握到了生命。明心见性,就是即事而真。诗人就在这种将自性、物性、佛性都融合到澄明寂静之美之自性的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进渐于涅盘寂静的妙境。正因如此王维才能写出如下几首诗辋川诗的深遂意境与禅境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
——《木兰柴》
这些诗仅借写一物、一景、一机,就创造了一个“空、寂、闲、静”的意境。这种意境是诗人在孤独与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他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无心而有意地观照自然界云生云起,花开花落的种种纷纭变幻的色相。虽然是人闲、夜静、山空,但花开花落,鸟鸣水流,大自然依然演化着它本来的一切生动。然而自然即便极动,它本质上也是极静,万物即便是万物,它实质上也不是万物。一切物境都生灭无常,而诗人的心性也是虚空无常。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诗人在山水中证悟得自然,证悟了本心。从而“心”与“自然”之间获得一种不可间离的融汇。于是,“随缘任运,我心即佛,自性不染着,心但无不净”等禅理禅趣禅味无不尽寓其中。
中国禅宗具有浓厚的文学性质,在禅宗文献中饱含相当多的文学成分,可以说,禅宗的发展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相互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学中的禅,这在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独特的、重要的表现。中国禅宗文化更鲜明的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
禅宗的理论核心是"见性"
说,即众生的自性本净,圆满具足;间自本性,直了成佛;只需"自身自性自度",不需向外驰求。这是自部派佛教"心性本净"说和大乘佛教"悉有佛性"论及"如来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佛家心性学说与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主要是儒家的"性善论")相融合的产物。禅宗的这一理论思想必然与文学结下不解的渊源。
唐人早已看到了禅对于王维、杜甫创作的巨大影响。在中国诗史上,王维是以"诗佛"着称在他生前,友人就评价他"当代诗匠,又精禅理"。"似禅"、"入禅"乃是后人评价他的诗歌的话头。在盛唐繁荣的诗坛上,王维诗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而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对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盛唐为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一个丰收时期。在宗教上,禅宗融汇了传统佛教的理论,吸收了儒、道等本土思想的精华,以新兴佛教的姿态掀起一阵宗教风潮;在文学上,唐诗则由初唐的准备时期迈入成熟阶段,并出现各种风格的着名诗人及各样类型的杰出作品。此二者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蓬勃发展,更进一步彼此趋近与相互融合,并以禅的哲思结合诗的本体,酝酿出盛唐文化中另一朵初开的奇葩--禅诗。
王维素有“诗佛”美称,正是盛唐文人禅诗的首要代表作家,其所作禅诗的数量及质的均为当代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