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挑战交流材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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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也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个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新旧体制转换所带来的震动和摩擦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的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明显增强，而且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环境污染等一些敏感事件和重点人群上。新时期的社会管理面临一系列挑战。

一、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时期社会管理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工业化社会带来的挑战。高速的工业化和向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失业问题、劳资关系问题、污染问题、工伤和职业病、老龄化等很多方面。发生的“十二连跳”是劳资冲突不断激化的反应。阶层结构板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蚁族”成为相对弱势群体，土地、资源、资本、房产等要素日益成为调整财富的重要力量。从失业问题来看，加上隐性失业人口、农村流入失业人口，我国失业人口达到2个亿；再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2%左右，并且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未富先老”的矛盾在我国将进一步突出。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1，年扩大到3.33:1。从来看，年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标志）为0.37，接近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全市城乡差距2.66∶1，城乡之间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2、城市化社会带来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社会正在逐步由一个乡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据统计，年我国中小城市数量已达2160个，城市化水平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7.9%上升到近50%。城市化引发的新社会问题包括城市贫困问题、贫民区问题、高犯罪率、高自杀率、高精神病等。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资料显示，自年以来，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另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600余万精神疾病患者，其中160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快速城市化诱发的新老社会问题加大了社会管理的压力。从来看，全市城镇从业人员中有48%在“两新组织”工作，这些人员脱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管理模式，迫切需要在政府管理的同时，健全多元化管理主体。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管理手段显得比较单一，办法不多。面对全市112.7万寄住人口、152万暂住人口、1.6万境外人员，人口实际状况不见底、信息不够灵，以及社区管理基础薄弱的弊端逐步显现，客观上造成重点人口的漏管失控，成为困扰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难题。

3、风险型社会带来的挑战。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员、资本、资源、信息的快速跨国界流动，加速了风险的传播和扩散，并放大了风险和危机的影响，现代社会同时具有显著的风险性特征。例如，据CNNIC报告统计，截至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突破了4亿关口，有将近7亿可发送和接受短信的移动用户，网友的联络方式有QQ、MSN、TWITTER等多种多样，网络民间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公民集体行动的增加，这对传统的回应性、互动性乃至于透明度皆有不足的社会管理方式无疑带来了新的挑战。风险型社会矛盾还有是因为差别极端化、属于明显社会不公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这类社会矛盾不仅会使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陷入生活困境，而且还会引发他们的怨恨甚至仇恨心理，其极端的爆发形式如“校园血案”一类的反社会、报复社会的行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泄愤事件也进一步加大社会风险源，其显著特征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类时间的偶然性、爆发性强，社会危害性也大，不仅会造成财产方面的巨大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4、多样性社会带来的挑战。现代化、市场化的日益发展加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使得中国社会日益由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性社会不断走向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社会文化、社会结构、职业关系、分配关系复杂变化并更加多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挑战社会管理能力。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高房价问题产生的房奴、蚁族、“校园血案”反映出来的反社会行为、不断扩大的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等。年，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社会心态调查显示，当前城市居民的社会心态丰富活跃、错综复杂，社会心态处于多元、多变、多样的活跃期，积极社会心态与消极社会心态交织增长。

二、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些新挑战迫切要求从社会管理层面上作出迅速回应，以有效化解、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带来的体制性压力。近年来，全国各地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些地区在创新社会发展方面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当前的社会管理与迅速变化的社会形势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仍然不相适应，其滞后性突出表现在社会管理思维方式上的管制性（control）、管理方式上的定制性（customize）与管理手段上的强制性（compel），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干部社会管理理念相对滞后。面对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日益增多的社会需求，还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GDP主义”思想意识依然十分浓厚，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万事大吉，对社会建设的重视不够，对社会管理的认识不足，不懂得从科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社会建设对我国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还有同志甚至认为没有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认为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不肯也没有耐心坐下来做深入细致的社会工作，对特殊人群、重点群体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合理引导、服务为先；还有人认为，社会管理就是“管”、上手段，保证不出事，而不懂得社会管理的规律性，不知道社会管理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科学，不能够把握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社会大发展、大转型导致新的社会事务大量出现，诸如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管理、物业管理、互联网管理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在大量增多。但是，不少干部在管理理念上还缺少超前意识。因为理念滞后带来的法律滞后、规划滞后、管理服务滞后比较突出，社会管理工作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持续变化的新形势。

2、社会管理主体、手段比较单一。当前，整个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两新组织”人员脱离了原有体制下的单位管理模式，人口实际状况不见底、信息不够灵，迫切需要在政府管理的同时，健全多元化管理主体。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还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凭借行政力量强势推进，结果不仅没有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尖锐化、扩大化；还有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喜欢为百姓“定制”，不善于与群众沟通，不懂得老百姓真正需求，也不善于利用现代信息社会手段建设透明政府、树立政府形象，制造出一系列被就业、被增长、被幸福等所谓“被时代”荒谬，影响了群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另外，也有不少干部很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但是苦于方法不多，出现好事不讨好、好事不叫好，甚至叫好不叫座现象。

3、社会管理相关投入不足。首先是社会管理人才非常缺乏。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依托，也是人才强国战略的一个新的内容”。近年来，在党委政府各部门的努力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进展非常明显。但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管理几乎完全由政府部门和少数群众团体承担，加之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较窄，社会化程度较低，社会工作人员基本上还处于非专业化状态。根据国际经验，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应该在2‰-5‰，一些国家如日本为6.26‰，加拿大2.2‰，美国2.5‰，香港地区5.7‰。近年来，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工作人才职业资格制度，但通过考试取得职业认证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社会管理人才在结构与层次等方面也还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此外，还有财政投入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优化结构。如，以为例，全市建设经适房小区有利于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高危人群相对集中、交通医疗配套服务跟不上及就业难等诸多问题。全市24个经适房小区居住13万居民，居住在其中的刑释解教人员和涉稳人员所占比例较大，随着17个新建经适房小区逐步竣工交付，高危人员将更趋集中，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将更为严重。对此，必须高度重视，统筹考虑。

三、对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社会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社会工程，需要按照科学的理念与思路，整合多方面的资源与力量，不断改革与创新体制机制。

1、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发展系统工程，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政府是关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工作，积极拓宽思路，加强具体指导，加大社会管理的资源投入，努力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要发挥“党委领导”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切实选优配强党政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发挥“政府负责”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切实加强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向基层下沉、向基层倾斜，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事业与社会管理的支持力度，力争“十二五”期间公共财政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投入力度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区县倾斜。联动各职能部门资源力量，建立齐抓共管责任体系，着力破解就业就学、治安防范、城市管理、贫困帮扶等基层社会管理的难题。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平台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社会协调”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加快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着重建立一批社区服务、安全防范、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科技、法律援助等方面的专业社会组织，培育一批服务类、活动类的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作用。要通过制度创新，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企业资本甚至国际资本和个人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社会、企业和个人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要发挥“公众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基础作用。坚持发动群众，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广泛吸引群众参与，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现实困难和问题。同时，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民智、整合民力，把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引导到构建和谐家园的共同目标上来，形成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合力。要坚持一切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把群众的认同感、安全感、满意度作为工作导向，建立群众评价议事机制，主动接受人民评判，切实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满足群众期盼、体现人民意愿。

2、把社会管理的良性运作机制构筑在基层。要把社会管理的着力点构建在基层、把社会矛盾的化解点前置在基层、把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建立在基层，让基层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强化社区的自治功能，构建起社区党组织领导、居委会自治、公共服务站承载、多类型社会组织服务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要加大社区管理服务站建设，落实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的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措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着力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按照“职能回归、资源整合、服务下沉”的原则，进一步理顺部门、街道、社区之间的工作关系，理顺“委、居、站”之间的定位和人员关系，对社区内的人财物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扎口管理，实现公共财政向社区倾斜，公共资源向社区聚集，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要着力增强社区的服务功能，强化以社区公共服务站为主体的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设。要坚持把情报信息触角伸到最基层，把群众工作基础抓到最基层，把政法综治组织建到最基层，把维稳安保力量沉到最基层，把基本投入保障落到最基层，确保基层有组织管事、有人员干事、有条件办事。进一步做实做强基层基础工作平台，全面推进街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建设，按照“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突出问题联治、重点工作联动、基层平安联创、社会管理联抓、综治力量联合”的要求，加快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落实相关机制制度，使之成为综治工作指挥、情报信息研判、调解工作指导、治安防范管理、执法为民服务的中心。要适应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当前要加快改变垂直管理模式，推动社会管理的扁平化，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通过完善社会管理结构促进社会资源与机会向所有人公平开放。积极推进以城乡社区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有利于整合公共资源的原则，稳步推进镇村体制向街道社区体制转变。依法推进“撤村建居”，逐步建立现代新型社区。加快建设和完善社区服务中心。把社区服务延伸到自然村落，健全村级服务体系，建立与政务服务中心相对接的、统一的村级服务管理信息网络、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网络。完善城乡统筹的基层便民服务机制。

3、建立动力内生型的社会体制。大力推进能动性社会建设。波拉尼在“大转型”中指出，针对市场的力量，表明面对市场风暴席卷一切的运作态势，社会并非束手待毙，而是奋起保护自己，形成“社会保护运动”。这种被市场冲击力激发出保护自身能力的社会就叫做“能动社会”。建设能动性社会关键在于建构唤起社区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由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构成的一个综合体系，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行为文化是载体，制度文化是保证，观念文化是灵魂和核心。我们应该努力建设优秀的社区文化，使之像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唤起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激发向上的精神。拓展与整合基层社区资源。重心下移，财政要向街道倾斜，同时，赋予街道适当的执法权，使其有能力解决一些老百姓亟需解决的问题。整合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的资源。培育与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开展“公益创投”，设立政府公益创投基金，在现有已注册的社会组织范围内，对相对成熟的社会组织进行公益项目的社会招标，让现有的社会组织尽快成长、壮大。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要采取差异化的支持策略，对服务类的社区社会组织要优先发展，对慈善类的社区社会组织要重点扶持，对活动类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要规范引导。对政府依附型社区社会组织既要注意发挥其善于整合各级政府及驻区单位等各种资源的优势，也要重点解决其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对外力支撑型社区社会组织既要充分利用其外部资金筹集量大的优势，也要重点解决其制度规范缺失的问题；对居民建构型社区社会组织既要充分利用其草根性、贴近居民需求的优势，也要重点解决其财政经费缺乏的问题。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形成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社会管理的生动局面。要通过有序敞开“大门”，规范准入“门槛”，“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开服务类和公益类社会组织，制定各项扶持政策，制定有关法规，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限制有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稳定。要实现政府部分职能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通过政府的“瘦身”放权，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应有作用。

4、进一步提高干部社会管理的应对能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关键在人，重点在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新时期基层干部必须具备四种社会管理能力。一是对党的社会管理政策的理解与把握能力；二是对复杂社会形势的认识与分析能力；三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沟通与协调能力；四是对复杂社会矛盾的处置与化解能力。要具备这四种能力必须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培训与培养，重点开展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围绕社会管理主题，对基层干部开展全面系统的培训。培训对象在基层，但是培训的目标要高端，通过3到5年分批、分期实施，可以全面提升基层干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能力。要在普通高校开设社会管理专业课程，完善相应的课程设置；在党校系统开展常态化社会管理人才专项培训工作。二是重视对基层干部的人才培养，打通基层干部的发展通道。当前可以结合人才发展规划，加大对基层干部人才培养力度，主动关心基层工作人员的成长进步，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稳定基层社会管理队伍的政治经济待遇，切实解决其实际困难，形成乐意在基层、扎根在基层的良好导向，同时大力培养和选树一批基层一线社会管理工作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形成综合效应。重视在干部使用过程中对干部处理复杂社会事件的能力与经验的考察，逐步形成优先从基层优秀干部中选拔任用干部的用人导向与用人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干部服务基层社会管理、关注基层社会管理、研究基层社会管理的内在动力与积极性，努力使基层干部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一流的社会管理者、一流的社会工作者、一流的理论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