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范文

一、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的法律功能

在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与保险人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密切相关。只有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期限内、保险金额限度内和保险事故范围内，保险人才对约定的承保危险所致的损害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期限、保险金额和保险事故是保险人承担赔付义务的必备条件；其中的保险事故，是确定保险人赔付义务的基本事实根据和核心依据。

保险合同关于保险责任的条款一般有三类：其一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本责任条款，它说明哪些危险是保险人承保的危险；其二是保险人承担特约保险责任的特约责任条款，即附加险条款，它说明哪些危险必须经投保人和保险人特别约定才属于保险人承保的危险，若无特别约定则不属于承保危险；其三是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它说明哪些危险不在保险人承保范围内，且保险人对这些危险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保险责任。三类条款从三方面界定保险人所承保的危险和应承担的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是指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对于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责任免除，也称除外责任，是指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人不应承担支付保险金义务的危险或情形。责任免除情形的范围一般由保险人根据不同险种事先制定，并以责任免除条款的形式载明于保险合同中。

保险合同中约定予以承保的危险，都是通过合同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来确定的，保险责任条款和责任免除条款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规定了承保危险和除外危险的情形，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即确定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廓清保险人保险责任的范围：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危险，保险人应当承担赔付责任，被保险人能获得保险金；发生责任免除范围内的危险，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被保险人不能获得任何赔偿或给付。因为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关系到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和当事人的根本利益，所以往往成为保险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

二、根据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确定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应遵循的原则

在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主要用以确定保险人所承保危险的范围及保险人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义务的范围；当然，对于投保人或其他保险关系人而言，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决定了他们能否享有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权利。在保险法律关系中，致使保险标的损失的原因对于确定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合同所规定的保险责任至关重要。保险人对保险合同项下赔付责任的承担，既不完全取决于是否发生了承保危险，也不完全取决于承保的保险标的是否产生了承保损失，而取决于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约定的承保危险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财产保险是以各种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保险人对因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对财产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保险标的为标准划分，财产保险可以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财产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等。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签订的以各种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合同则分别为财产损失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信用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

作者在这里所要论述的保证保险合同仅是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一种。

保证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提供担保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在该合同中，保险人和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但被保险人只能是债权人。保险担保与保证担保不同，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相比在适用范围上也是不同的，信用保险为债权人的信用放款和信用售货提供保障，适用领域相对狭小，而保证保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适用。在保险理论上，保证保险可分为两大类，即诚实保证保险和确实保证保险。诚实保证保险又称雇员忠诚保证保险，通常指因被保证人（雇员）的不诚实行为，如欺诈、伪造、隐匿、贪污、侵占、挪用、盗窃等等不法行为，使权利人（雇主）遭受经济损失，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确实保证保险标的是被保证人的违约责任，投保人只能是被保证人自己，其种类繁多，常见的包括合同保证保险、产品保证保险。在保险实务上，保证保险主要有诚实保证保险和消费保证保险。

一、保证保险的性质

保证保险起源于信用发达的美国，随后西欧不少国家和日本陆续开办。现在许多国家都办理保证保险业务。在国外，保证保险业务并非任何保险公司都可以经营，而是由政府批准的保险公司或专门经营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办理。它要求保险公司具有可靠的偿付能力，并具有一定的专业人员。我国目前也开办了此项业务，并没有划分谁家保险公司可以办保证保险业务，谁家保险公司不可以办，具体操作中，也没有单独划分出该保证保险业务由哪些业务员办理，也就是说没有配备专业人员从事这项保险业务。

对于保证保险，在我国的保险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保证保险是保险人经营的一种担保业务，只不过借用保险的形式而已。笔者认为，把保证保险视为担保业务，是不正确的，是极为有害的。因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形式，而不允许从事担保活动，尽管保证保险合同与保证担保极为相似，但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业务，而不是一种担保业务，主要有如下理由：

1、从功能上看，保证保险的功能主要转嫁被保险人的风险，是一种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经济补偿制度。而保证担保是以确保债权的实现而设立的，旨在维护信用和交易秩序；他们的功能不同。

2、从合同的地位上看，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的合同，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其他任何合同，而保证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合同的从合同，必须以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具有从属性，一般不独立存在。

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财产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义务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一、问题之提出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合同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订，投保人并无参与其中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从而为保险人排斥任意性规范、拟订不利于投保人条款的行为提供了合法的机会。现实中，往往会出现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事先拟订减免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之条款的情况，也即人们常说的“霸王条款”。保险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如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原则上归于无效，已无疑义。

但排斥或变更任意性规范，会导致何种法律后果？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尚无明确规定。考察国外保险立法，对保险人这一行为都设有一特别条款予以控制。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一节之15a条规定：“违反……条致不利于要保人的约定，保险人不可以主张。”《意大利民法典》第1932条规定：“第……条的规定，如果不是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则不得违反。”《澳门商法典》“保险合同编”第96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本编之规定不得变更，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除外。”上述各国和地区保险法之规定，学理上称之为“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其意旨在于“对保险合同中违反保险法上之任意性规范的约款予以内容控制”。①那么，该特别控制条款的性质是什么？其合理存在的法源及法理基础是什么？功能又是什么？

各国和地区之立法规定是否完全妥当？我国保险立法应当持何种态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拟对这些问题逐一予以探究，以期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保险法》的第二次修订有所裨益。

二、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之规范性质：禁止性的效力规范私法上的规范依其适用而言，可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依其内容又可分为强制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即法律要求行为人负担某种作为义务，而禁止性规范乃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不作为义务。进而言之，依据禁止性规范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可将禁止性规范区分为取缔规范与效力规范：违反前者，法律行为仍为有效；违反后者，法律行为无效。两者的区分标准，学者认为应综合法规的意旨，权衡相冲突的利益，即非以该违法行为为无效，不能达其立法之目的者，为效力规范；而仅在防止该行为之事实上之行为者，为取缔规范。②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取缔规范往往从行政管理的目的出发，而效力规范往往从保护合同一方利益出发，以实现双方利益之平衡。

考察前述各国和地区保险立法上的特别控制条款，即可发现，其均规定保险人不得违反相关的规定作出不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约定，以对保险人课以一定不作为的义务，从而限制保险人的契约行为。因此，保险法上所谓“特别控制条款”，在性质上属于禁止性规范无疑。该特别条款的存在，本为保护身处弱势的投保人免受不公平合同条款的侵害，而享受公平合同条款的待遇，若不使违反该规范的合同条款无效，不足以保护投保人。因而此一特别条款应为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一旦违反，归于无效。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保险合同条款违反此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是该条款无效还是保险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保险人违反此一禁止性规定，在保险合同中作出不利于投保人之约定时，其行为之法律效果如何？

是否无效？是该约定无效还是合同无效？对此问题，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各国和地区的保险立法所采“不得”二字，本身并不能表明该行为的法律效果，因为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其无效。笔者以为，依民法的规定，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原则上应归于无效。这一无效往往是该行为完全无效，即合同本身的效力受到影响。但“如果某个协议所违反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合同当事人一方免遭剥削、不公平或风险的侵犯，则整个合同无效将会和这一保护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应受到保护的合同一方的所有好处也会随着整个合同宣布无效而消失殆尽”。③因而，“如果禁止性的规定只在于对某方当事人的保护，则规定法律行为完全无效就有可能事与愿违”。④因为受保护的一方通常是期待合同能够履行的。保险立法上的这一特别控制条款规定，保险人拟订的条款如违背法律的任意性规定时，不得不利于投保人，其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使其得到保险的保障。而保险合同的有效与履行对投保人而言意义重大。将保险合同中违反此一特别条款的约款归于无效，而保持保险合同的效力，符合此一特别条款为保护投保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的立法目的。概言之，各国和地区保险立法上的这一特别条款，属于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保险人不得违反；一旦保险合同中出现有相较于立法规定而不利于投保人的合同条款时，该条款无效，但保险合同仍然有效。

三、保险法上特别控制条款之正当性分析：结合法源及法理基础之综合考察依私法之原理而言，自由决定合同内容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对当事人意思自由予以干涉应当具有正当性的理由。保险法属特别私法，保险合同当然亦应遵循上述原则。问题是，保险法上之特别控制条款的存在，使得保险人违背保险法上任意性规范的行为受到规制，该条款既然是对保险人的契约行为予以规制，是否有干涉契约自由之嫌呢？因此，保险法上所谓特别控制条款存在的正当性理由何在，殊值探讨。鉴于该特别条款在我国保险立法上的缺失，笔者在此参酌德国的相关立法及学说，予以分析。

我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争议颇多，一方面是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身内涵有待澄清，另一方面则是涉及到构成二者的要件问题多与保险费交纳、保险单签发等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保险实务中往往因立法的技术问题而使标准难于统一，造成许多赔付的纠纷。震惊全国的广州信诚保险公司理赔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立法意旨出发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这一基本问题作一个大致的分析，以便对之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

一、关于合同成立与生效之分析

（一）保险合同成立及成立要件

我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就保险合同的内容协商达成一致，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程序看，保险合同的订立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又称投保与承保，一般来说，投保是一种要约；承保是保险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是一种承诺。承诺生效时保险合同成立。按照合同法理论，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因符合一定的要件而客观存在，其具体表现就是将要约人单方面的意思转化为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具备了成立的要件将宣告成立，但已经成立的合同必须符合一定的生效要件，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保险合同成立解决了保险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保险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如果不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生效要件，仍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我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依照这一规定，保险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即是投保人以订立保险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在实践中表现为投保人主动要求填写投保单，或经保险人的要约引诱而填写投保单，即投保人向保险人发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人收到投保人所填写的投保单后，经逐项审查，认为符合保险条件，愿意接受投保人的保险要求并表示同意。这种同意承保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保险人的言词、书信表示同意，或者保险人将保险费收据交付投保人，也表明同意承保。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在保险合同的成立过程中，无论是通过投保单的形式，还是通过保险人与投保人当面洽谈协商或者其他形式，订立保险合同都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条款不断协商的过程，是要约、反要约、再要约直至承诺的过程。应当明确的是，投保单虽然为要约，但如果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或保险费收据内载有其他条件，且必须由投保人同意的，则保险单或保险费收据应视为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的新要约，只有经过投保人的反承诺，保险合同方能成立。因此，一项保险合同的成立，关键在于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是否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达成一致即告成立。

（二）保险合同生效及生效要件

保险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保险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的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据此，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也具有法律效力，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那么保险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后是否都会发生法律效力，都能受到法律保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成立即依照《保险法》及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而成立。具体言之，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有三：第一，主体合格，即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就投保人而言，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成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就保险人而言，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且须在其营业执照核准的营业范围内订立保险合同。第二，意思表示真实，即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自己的真实内在意思。如投保人故意谎报被保险人的年龄、健康状况，隐瞒保险标的真实情况而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人由于受欺诈，虽然与投保人就保险合同达成了协议，但没有反映出当事人的真实内在意思，也即表意与真意不一致，由此产生的保险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第三，合同内容合法，即保险合同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例情况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保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同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保险合同而言，则要求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应严格遵守《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保险合同无效。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由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与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我们不难看出，保险合同的成立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是一种合意。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只须考察双方当事人是否通过意思表示确立了双方之间的保险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判断只是事实上的判断。而保险合同的生效，即已订立的保险合同的内容开始产生法律效力，受到法律保护。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有效是法律对于已成立的保险合同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对保险合同法律价值的评价，它已超出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角度，而从更公平、公正的法律角度，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保险合同，维护保险合同的安全与信誉。因此，判断保险合同是否生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时，都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保险合同构成

第一条少儿终身保障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其所载条款、声明、批单、批注，以及和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健康告知书，复效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约定书共同构成。

第二章保险对象及投保手续

第二条：凡出生满一个月至年满十四周岁、身体健康、发育正常的婴、少儿，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其父母或有法定抚养关系（限年龄五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政党工作和劳动）的人作为投保人，向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保保险一份或多份。

第三章保险责任

第三条：本条款有下列保险责任，投保人可按附表一的组合，选择下列投保项目：

（一）被保险人在初中、高中教育金领取期（12、13、14、15、16、17岁合同生效对应日内生存，本公司分六年给付初中、高中教育金，每年每份500元。12岁、13岁、14岁投保的被保险人，只能从15岁（合同生效对应日）开始领取高中教育金，领取三年，每年每份500元。选择费率序号投保的被保险人除外；

（二）被保险人在大学教育金领取期（18、19、20、21岁合同生效对应日）内生存，本公司分四年给付大学教育金，每年每份1000元，选择费率序号投保的被保险人除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05年,全年保费总收入为4927亿元,保险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保险发展起步晚,保险法制、政府监管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还不成熟,居民的保险知识有限,保险纠纷在居民消费纠纷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2005年上半年,全国保险监管系统共处理来信来访4484件,全部投诉中共提出信访事项2898件,其中反映保险合同纠纷的1435件,占5成左右,是投诉最多的事项。保险合同纠纷的大量涌现,既不利于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维护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形象,甚至会危及到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保险监管部门、保险经营机构必须及时妥善解决保险合同纠纷问题。

一、保险合同纠纷成因

(一)保险展业不规范。保险人销售模式是中国保险市场最主要展业方式。据保监会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底,保险营销员队伍146万人,保险兼业机构12万多家,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包括兼业和营销员)实现的保费收入约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68%。由于保险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大多数百姓保险知识比较薄弱,因此,保险人的意见就尤为重要。但是,一方面,一些保险业务员业务素质不高;另一方面,在利益驱动下,部分业务员以模糊性、欺诈性描述,或者利用足以导致客户对保险形成错误理解的宣传材料,诱导客户购买保险;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不完善,管理不严谨,对保险人的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这些最终导致保险人在展业过程中服务不到位,甚至违规操作,为保险合同纠纷埋下隐患。

(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不成熟。一是保险公司重展业,轻承保,再加上业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缺少或不具备对承保标的内在价值、技术状态、风险特征,风险控制方法等的了解,往往存在不验标的、盲目承保、超额承保,基本要素不全、标的财产无明细,保险起讫日期不准、特约不清、签字不全等问题,一旦出险极易造成纠纷。二是理赔服务不到位,在理赔过程中,保险公司理赔不主动,不及时,随意性强,“错赔、烂赔、惜赔、不合理拒赔”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保险合同纠纷最集中体现的环节。

(三)保险合同条款制定不合理。一是保险条款术语太多、晦涩、内容冗长,难以理解,很难使投保人能够完全理解。二是格式条款安排不合理、不完善。保险合同相关内容分散在不同地方约定,而不是集中在一起表述,容易误导投保人。三是权利义务不对等,现行保险条款制定标准和原则过多地倾向于对保险人的保护,对被保险人的权益缺乏足够重视。

(四)客户对保险合同不了解。保险的专业性比较强,而我国由于保险发展的时间较短,保险知识的普及率很低,公众对保险的认识程度受限,对保险基本原理的不了解,自然对保险的认识产生许多偏差,对保险公司的很多合理合法的做法也就不理解,甚至还有部分的人抱着投机的目的投保。同时,大多数客户不细读保险合同的条款细节,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不清楚、不明确,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保险纠纷。

(五)保险法制不完善。虽然我国在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2002年进行了修订),其后公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保险纪纪人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但仍然未形成完整保险法律法规体系;没有《保险法》实施细则;管理规定不完备;《保险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内容在陈旧,从而使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不利于规范保险行为。

(六)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在我国,保险行业至今尚未出台明确统一的行业标准,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后,消费者在无法通过协商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向保险行业协会及监管部门投诉、申请仲裁或进行法律诉讼,或者向媒体和消费者协会反映。由于保险行业协会力量薄弱,保监会不负责裁定合同纠纷,而仲裁或诉讼又较为复杂。在上述途径无法有效维权的情况下,消费者可能长期持续向监管部门上访,或者将矛盾扩展到业外,向媒体或者消费者协会反映,使保险公司被频频曝光,对保险行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曾说：“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对文件的解释。”可见，正确理解包括合同在内的各种文件是正确地运用法律，公正地处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保险合同素有“最大善意合同”之称，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富于变化的。保险双方当事人在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过程中亦难免发生争议，甚至引起仲裁和诉讼。若这些纠纷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不仅影响合同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事人合法权力的维系也是一种威胁。论文百事通因此，强化与完善保险合同解释制度是日显迫切且具深远意义的工作，一直受到许多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重视。

一、关于合同解释

我国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合同解释是对合同内容含义的挖掘与领会。这一定义基本揭示了合同解释的本质核心。然而合同解释的最根本目的则在于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归于明确、具体，有助于合理化解矛盾。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解释，只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权威性阐释说明。因此，从这一角度讲，法院和仲裁机构才是合同解释的主体，只有他们作出的解释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合同解释的客体相对宽泛，它不限于发生争议的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需要解释的又不拘泥于合同条文的字面含义。为了探求当事人真意，力求公平，与合同内容相关的当事人的行为，订约、履约过程以及行业习惯等客观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合同暗含条款内容等等，同样应当予以考虑。

二、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1、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即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尽一切可能去寻求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愿。尽管这一标准发展至今，受到了客观标准的挑战，但自从法国民法典确立这一原则纲领时起，其合理性成份不仅为大陆法系国家广为延用，甚至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吸纳。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合同解释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是相一致的。这一点，合同解释区别于法律解释。合同的拘束对象主要是合同当事人，法律的规制对象却是广大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合同以实现当事人的利益为目的，法律却要兼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律解释把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放在首位，遵循客观性标准，其宗旨在于探求法本身所具备的逻辑含义；而合同解释则注重当事人间的衡平，即具体案件的妥当性，解释标准是主观的。不仅如此，二者在解释的主体、客体、原则、方法等诸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确立合同自由原则，那么就势必要相应强调解释合同的主观标准，给当事人以尽可能大的自由度。《合同法（草案）》亦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沿用了意思主义解释合同。但这并非绝对意思主义，而是要兼收表示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的合同解释标准，这恰恰顺应了世界各国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与潮流！2、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信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由的利益。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现代世界立法所公认。我国《民法通则》对之亦作了肯定，要求一切民事活动都必须予以遵循。合同行为属于重要的民事行为，自然毫不例外。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符合当事人的本意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与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现代，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履行和解释，而且最终拓及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其性质也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制性规定。究其本质，诚信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合一体，兼有法律调节与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据以排斥当事人的不合理“意思”，触及并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它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有“帝王条款”的美誉。诚实作用原则作为解释、补充、评价合同的准则，它秉承公平思想，倡导应从兼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立场出发，公正合理地确定合同的内容和含义，采取以一个通情达理的第三人处在合同当事人地位的姿态来理解合同。3、整体解释原则。该原则要求在解释合同时，应把合同的所有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相互衔接，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统一整体。各个条款相互解释，切忌断章取义。不得仅注意或偏重于某一特定条款，而宜从合同的全部内容及此种合同制订的总体联系分析、理解和说明当事人争议的合同内容和含义。这一原则不仅为大陆法系的民法所肯定，且被英美法系合同法经常运用。搜集使用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相关资料，诸如双方初步谈判、要约、反要约、信件、电报、电传等文件，通盘考虑、普遍联系是贯彻整体解释原则的有效方法。4、利益衡量原则。一般来说，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无偿合同除外）。因此，在解释合同时就不能无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利益，不能不进行利益衡量。不但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社会利益。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无效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5%，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人们往往将合同的大量无效简单归咎于当事人的缺失；实际上许多本来可以履行并实现合理目的的合同被人为地消灭了，而由此造成的包括订约成本、履约成本、纠纷解决成本在内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结果是社会交易成本上涨，市场运行效率下降，既不利于当事人，也不利于社会。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合同，遵循利益追溯原则是必要的，因为法律的着眼点应置于促进交易开展与保护交易安全，而非把交易当事人训练成吹毛求疵的“专家”。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即有相关规定：“如果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意思时，宁可以该法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以利于合同效果的发生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5、习惯和惯例解释原则，即“黄金规则”。这一原则的含义可用英国迪普洛克勋爵的一段话表述：“假如在一份商务合同中的文字，用详细的文法字眼分析会导致一个公然违反商业常识的结论，则这个结论必然屈服于商业常识”。任何行业或经营活动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某些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惯例，除非当事人拒绝，否则他一般应受到这些习惯的约束，《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便是很好的一例。可见，根据习惯和惯例补充合同内容上的遗漏，及对文字内容有疑义的合同进行合乎习惯的解释已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

三、保险合同解释的特殊性

保险合同的解释，必然须考虑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保险合同具有附和性，是定式合同的一种。定式合同是一种以标准条款为基础而订立的附从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定型合同或附合合同。一般地说，保险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技术要求，拟制出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投保人拿到条款，或同意投保或不同意投保，一般没有修改某项条款的权利（采取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协商议定保险合同，至少目前为止还是极个别的例外）。倘若确有必要增删或变更内容，通常也只能借助保险人事先准备的附另条款或附属保单，而不能完全遵照投保人的意思来作出改变。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一方面使保险交易更加安全、简便、迅捷，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合同自由原则，有其消极影响。对于广大消费者和相对人来说，定式合同是以牺牲他们的部分利益为代价的，使其处于一种被动、弱势的地位。为了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弊端，救济弱者，尽可能地平衡保险双方的利益，反立约人规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应运而生。这一原则承继了英国一个著名的判例：在英国，有一承保海上保险的人叫理查德。马丁。他在公历1536年6月18日将其业务扩大到寿险，并为他一位嗜酒的朋友威廉。吉朋承保人寿险，保额2000镑，保险期限为12个月，保费80英镑。吉朋于1537年5月29日死亡，受益人请求依约给付保险金2000镑。但马丁声吉朋所保的12个月，系以阴历每月28天计算的，因而保单已于公历5月20日到期。受益人则主张保期应按公历计算，保险事故发生于合同有效期内，为此涉讼。最后法院判决作了有利于被保险方的解释，宣判马丁应承担给付保险金之责。从此以后，这种不利解释原则便成为保险合同的一大特色解释原则，并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定式合同的解释中。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约束投保方，而且对保险人也有拘束力，这主要体现在弃权与禁止反言条款上。禁止抗辩是指保险人一旦做出意思表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其应享有的权利，就要受其不利拘束，不得再援引，即丧失对被保险人违约行为的抗辩权。弃权是依保险人的意思发生效力，禁止抗辩是禁止保险人的意思发生效力，两种解释均能产生重要作用。

四、我国保险合同解释中存在的问题